周汝昌与“曹学”

Posted by admin - 30/04/08 at 02:04:40 下午

冯其庸

如果说胡适是“曹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那末，周故昌就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胡适关于“曹学”和“红学”的研究成果部是用论文或书信或叙跋的形式发表的，他没有能用完整的构思写成专著，这是因为他的时代早，那时认真对《红楼梦》作研究还刚刚开始，许多珍贵的资料包括《红楼梦》的乾隆抄本。还刚刚陆续发现，因此还没有条件作完整的构思。周汝昌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一方面不断有“红学”和“曹学”的专题论文发表；另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他写出了《红楼梦新证》这部具有整体构思的专著。之后，他又写出了《曹雪芹小传》这部传记，无论是《新证》也好，无论是《小传》也好。这都是当时“红学”或“曹学”领域里非常突出的成就。《新证》“种因”于1947年，初稿抄成于大约1952年，到1953年出版，1976年改写再版。《小传》初版于1964年，改写再版于1980年，两书出版的时间，比起胡适的时代，晚了约二十年，因而他所见较多，客观上给他提供了一个全面思考的条件。

《红楼梦新证》初版四十万字，重订再版八十万字，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全部问题，客观上成为此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就与“曹学”有关的部分来说，第二章“人物考”，第三章“籍贯出身”，第四章“地点问题”，第五章“雪芹生卒”，第七章“史事稻年”，第九章“脂砚斋批”等等都是，当然在撰写此书的当时，还并没有“曹学”与“红学”的区分，因此著者也不会把所谓的“曹学”与“红学”分开来写，即使是上举这几章，也是有部分地交织在一起的。

一部学术著作，最本质的东西，一是著者的识见，二是所用的资料。如果这两方面都是高超的，那末，这部书的学术价值自然是高的，反之，则自然是相反。我在上面所举的各章。其中尤其是二、三、五、七各章，就所用的资料来说，应该说是丰富而详实的。当然《新证》重版至今，也已经十四年过了，这十四年中，就史料来说，也出现了不少重要的新资料，这部书里当然不可能包括这些，这部书不包括这些资料当然不是著者的过错。关键是不应当苛求他没有收录和运用当时还未发现的资料，而是要看他对已发掘的资科掌握得如何?其中有无经他努力而获得的新资料?从这一角度来看，这部书还确实称得上是资料丰富而详实的。说它具有阶段性的标志也未尝不可。

本书在“人物考”一章里，考了曹姓的二十人，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曹家的人物作了系统的考查，尽管比起现在所知的曹家人数，仍有所不足，但在当时已经是最完备的了。在本章里，值得一提的是对“曹宣”的考证，最早，这个“曹宣”是不存在的，当时被研究者叫作“字子献，号筠石”的是“曹宜”。是在《新证》著者的统密考证下，才把这个隐没了的“曹宣”找了出来，把“曹宜”与“子配”、“筠石”这两个字号划分了开来，让它归还了“曹宣”。这个结论，在当时是一种预测或者叫推理，并不是实证，因而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直到二十多年后由我发现了康熙二十三年末刊稿本《江宁府志》里的《曹玺传》，内有“仲子宣，官萌生，殖学具异才”，才算找到了实证，证明了周汝昌的推测完全正确。

本书的“史事稽年”一章，自明万历二十年(1592)起，一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止，整整钩稽和排比了二个世纪的历史，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有人说，这部分占的篇幅太大，在全书不相称，像个大肚子，有人说简直是成了曹寅年谱了等等。我认为这些议论都不是事物的本质，说它是曹寅年谱也好，说它是清朝前期开国史要也好，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都是这一章内容的一部分，也正是它的有用之处，可以说是精华所在，著者的功力所在，如果研究“红学”或“曹学”的人真能通晓这两百年的种种史事，熟极而流，那末在理解这部《红楼梦》或理解曹雪芹定位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那就自然与众不同了。我曾多次说过，曹家的发迹，是与后金的掘起和发展以及大清朝的勃兴同步的，认真读这一章，就会证实这一论点的可靠性。

当然，一部八十万字的著作，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从我个人的见解来说，书中有一些论点我并不同意，例如曹雪芹的祖籍我就不同意书中“丰润”说的观点，其他不同的意见还有，但U这部书的整体来看，我仍认为它是标志着《红楼梦》研究的阶段性的一部著作。

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初版于1964年，1980年改写重出，这是第一部有关曹雪芹的传记著作。大家知道，有关曹雪芹的上世的资料很多，唯独没有关于曹雪芹的资料，在资料极度贫乏的情况下，能写出一部曹雪芹的传记来，而且他是作为历史人物的传记来写的，而不是文学创作，这确是一件难能的事。这部《曹雪芹小传》，无疑也是当时曹雪芹家世研究的一个新成果。所以“曹学”研究和“红学”研究，从二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各自有了成部的专著，这标志着这门学术的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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