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为什么这么热？

Posted by admin - 21/03/08 at 09:03:36 下午

陈晓庆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因为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开讲《<论语>心得》而迅速“红”遍全国。面对于丹的迅速窜红，褒贬不一的评价也接踵而至。追捧者认为她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独特的个性视角解读《论语》，她的作品是站立在经典之上的“心灵鸡汤”，她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反对者认为于丹并不深谙《论语》，她的讲解不是专业化的讲解，甚至在学术上有很多硬伤，她以过于通俗的方式误读经典，该贴上”文化奶妈”的标签。

对于各种关于于丹及其作品的是非之评论，我们姑且不去争辩其客观公正性，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传播学的角度对“于丹热”现象进行一些合理的解析，我们将会发现“于丹热”现象在我国的当下出现绝非一种偶然，也绝非媒体的“造星”炒作。

信息匮乏——传播的迫切性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焦点，维持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热度：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为内容定位的央视《百家讲坛》收视率一路攀升，“名嘴”们先后“红”遍大江南北：社会各界围绕青少年应不应该“读经“展开热烈讨论；媒体上有关“中华文化需不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展开辩论；一些人自发地给中小学生讲传统文化等等。在这个所谓的“物欲横流“的世界，民众为什么对传统文化如此情有独钟?

如今世界是个信息爆炸世界，大量的新闻信息、娱乐信息、广告信息、科技信息成为了一个信息的海洋，这些信息包围着我们，也淹没了我们民族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与国际接轨日益密切，却和自己的传统越来越远。正如《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所说：“我们被信息淹没，但却渴求着知识。”俗话说“缺什么补什么”，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所做的努力是在它缺失后对它的热切渴望。在现代化发展的聒噪声中，人们寻求着个性，寻找着中华民族本来的自我，期待着中华传统的现代回归。在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切渴望中，于丹的《(论语)心得》在电视上出现，那种亲切自然如春风拂面。

权威性——传播者的赢效因素

传播学研究认为，当受众把传播者或者信息来源确定在高权威、高可靠性的位置上时，这种认定就会转变为对信息内容的相信。“名家牌”是《百家讲坛》栏目主打的三张王牌之一。名家就是一种权威，其社会地位使得受众愿意相信其传播的可靠性。在中国，民众对教授和硕士生导师本身就怀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尊重之情，在民众心中，教授、硕导、博导那是想当然的学术权威。于丹，名牌大学的教授、硕士生导师，由她来解读《论语》，当然有资格，当然受万众瞩目。中央电视台，中国规模最大的、影响力最大的电视台，其本身的权威性更不用笔者在这里赘述。双重权威的结合，形成了受众心中那个可信的信源。

当然，于丹本身讲演时的悦目性也是她受到欢迎的另外一种传播赢效因素。看过于丹节目的人都会发现，她从容镇定、睿智聪慧：她说话字正腔圆，演说气势如虹，又如行云流水。同时，对于非语言符号的使用，于丹也掌握得恰如其分，有效地增加了她讲演的吸引力。她利索的短发，端庄的套装，嘴角略带微笑，肢体语言大方自然。有人说，听于丹的讲演，台上讲者激情澎湃，煽情十足；台下听者血脉喷张，蠢蠢欲动。

易读性——受众的普遍要求

传播是一个编码和译码的过程，大众传媒要将信息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就必须使编码尽可能地明白易懂，让人能轻松快捷地译码。“一篇提出足以使全世界震动的重要论断的社论，如果写成只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看得懂，那么，它将失去80％的读者。”

简明易懂是受众的普遍要求。易读性，是站在人本主义角度为传播对象考虑，也是为了提高传播效果。经典不是教条，如果将其清高地束之高阁，经典也就失去经典应有的价值。《论语》是古代圣贤的经典，但是其中的大智慧依然可以为当今世人所用。耐人寻味的是，这并不是要我们对其简单的照搬。任何事物的出现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历史环境，古代有古代的社会情境，现代有现代的社会现实。于丹从《论语》中挖掘出了现代性的资源，进行了某些阐释和调整，她把经典的东西稀释化了，把古代圣贤的思想掰开了揉碎了，通过口语化的形式，以老百姓能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这是一种古为今用。一位沈阳的“鱼丸”(于丹迷)对于丹的评价是：“她把孔子请到了当下，请到了当今的生活之中。”

“信息消费向上移动”的观点，旨在说明人们满足精神需求的标准往往瞄准的是更高收入水平与社会地位的那个阶层的消费标准，或者是经济发展下一个阶段可能具备的消费水平。这说明普通民众也会有消费“精英文化”的需求，当这种需求遇到了自身文化水平的瓶颈时，通俗易懂的经典一定程度上就能满足这种需求。如果有人偏要让“阳春白雪”以清高姿态把经典远离那些“下里巴人”，那么要成功地在当代中国传播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经典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信息消费，它可以平民化、大众化、草根化，只有这样中国的传统才能真正的源远流长。

《百家讲坛》对历史文化的传播起到的是一种引导作用，受众可以此为起点，在此基础上有所延伸，或者再去阅读经典原文，这不是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吗?正是于丹对《论语》的现代化解读，使得《论语》这只“旧时王谢堂前燕”，也“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众传媒——文化传播的桥梁

中国古代经典要古为今用，单凭学者们在礼堂里做几次演讲或者在办公室里写几篇论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有其特殊的一面，它能在同一时间向众多的受众传达信息，同时它以一种图文声并茂的形式，传达给了广大观众一个活泼生动的，有血有肉的《论语》，而不是生硬冰冷的教条。

大众传媒之所以称之为“大众”，是因为它不应该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传声筒，它应该是公众的讲坛。有些人认为，于丹把圣贤经典草根化了，改变了先贤的初衷和经典本来的地位。对此于丹说：“孔子有学生3000，一刀腊肉就可以拜师听学，难道这还不草根吗?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崇尚自然、质朴的传统，知识分子并不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今天，更应该用我们的声音去还原经典的价值，而不应该把它束之高阁，奉在神坛。”

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伴随着电视普及和网络等新型媒介的兴起，信息在一个全方位的立体传媒空间里不断被拓展，甚至互相“煽风点火”。于丹的节目火了，于丹的书也就更畅销了，那些对通俗东西不屑一顾的高雅之士也会在书店的畅销书专栏里搜本《<论语>心得》闲来一读，没事痛骂几句。“经典”经历了从高雅到草根又被高雅关注的过程，不断的循环中，经典的无限意蕴生成可能性被最大化了。这对于经典的现代语境解读和深层次的再挖掘都有意义。经典需要借助传播的手段，利用各种传播方式，更有效地进入更多普通人的心中。

结语

“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可以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本《论语》。传播是个编码译码的过程，同样的信息，不同的受众会有各自不同的译码。对于《论语》的解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千篇一律。在这个崇尚个性的社会，对圣贤的经典做出自己个性化的解读更应该得到尊重。

“于丹热” 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是文化民主进步的体现，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明需要更多像于丹这样的人。更何况，大众从“娱乐追星”上升到了“学术追星”，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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