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的文化意义及启示

叶青 侯力

2006年,是属于“于丹”的。仅仅七天的时间,于丹教授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对《论语》生动、活泼、通俗化的解读,引起了全国观众的热烈响应。一时间,于丹教授迅速成为学术明星,她的名字、身影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岁末,于丹教授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于丹(论语)心得》,仅一天售书就达到1300多册。2007年1月12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等联合公布的“2006年中国报纸、广播、电视十大流行语”显示,在文化类中,于丹、易中天、百家讲坛赫然在列。但与此同时,于丹教授也遭到了众多的批评,对之批评更是在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而达到了高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见呢?透过于丹教授此文化现象,是否可以看到文化的深层意义和功能呢?本文拟对于丹教授所引起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文化功能和带给我们的启示。

“于丹”的文化意义

读《论语》,于丹用的是生动而活泼、浅显而易懂的语言,把几千年前孔圣贤富于哲理性的话语与当今社会现象结合起来,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娓娓道来。但正是这种通俗化的解读,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形成2006年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有人欣喜地表示,传统文化早该如此解读,精英知识分子应该主动承担传播传统文化的责任;有人担忧的表示,通俗化的解读容易对原著的理解产生误导,有的历史学家更是严厉地批评于丹根本不懂《论语》。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解角度对于丹提出了或赞扬或批评的意见,但实际上,有的学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于丹现象”只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学术现象,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在社会转型期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1.学术知识通俗化、生活化,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助于激发起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使大众进一步了解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普及。有人说:“听完于丹的《论语》心得,就会立即想去看孔子的《论语》。”正是这种三分论语七分故事的方式,重新激发起国人的“国学”热。而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知识分子,从专业学科的角度理解出发,可能会因此而不赞同于丹的讲解方式,毕竟,《论语》的理论精髓在《于丹<论语>心 得》中并未得到完全的呈现,但知识分子肯定不会因为不赞同于丹的通俗讲解方式而转而否定《论语》,更不会进而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

2.利用新媒体传播文化拉近了文化与大众的距离。于丹的成功,是借助于《百家讲坛》,借助于电视媒体和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平台。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新媒体的情况。

清华大学的鲁晓波教授曾是这样定义新媒体艺术的:“以信息技术、知识为依托,以文字、声音和图像等多种媒体为载体,具有实时性、交互性、体验性的一种艺术;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强调观念性、艺术性、思想性的探索。”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起步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后,它以其创新出奇的精神在中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它具有娱乐化、大众化特点,特别是近年来,它们纷纷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打破传统固有体制束缚,建构起一种不统一的、易于表达内心世界的表达方式,使得传统文化呈现出全新特点。鉴于新媒体艺术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此文当中所提到的新媒体艺术是特指以电视、网络为展示平台,以电子媒体为传播载体的电视文化、网络文化。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和逐渐回归,学术界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研究和传播更加关注,同时,在新媒体的大众娱乐时代中,大众渴望拥有丰富的、立体的、主动且快捷的视觉方式,而传统文化一直以来严肃的精神风貌与大众精神严重相脱离,造成文化传承的中断。于丹从现代人的心灵处境出发去感悟《论语》,让大众在现代话语中把握和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从而把握住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可以说,“于丹现象”是利用新媒体传播手段解决传统文化与大众精神需求相脱离的成功案例。

“于丹”的启示

1.传统文化传播需要更多的“于丹”

20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期,沉浸在西方文化中的人们感到了空虚、迷茫和焦虑,道德价值观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又让人们迷失了自我。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心灵的寄托,为现实生活提供有价值的意义和感受,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其宝贵的思想资源。但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的处境却不容乐观。大众对我国传统文化漠视不理,却对西方流行文化顶膜俯拜,总认为,西方的文化比我们的强,以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为荣。归根到底,造成此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与大众层面的相断裂。如上文所述,传统精英文化一直站在高一级层面上把其文化精神灌输给大众,忽略了受众的接受能力、精神需求,必定使得优秀的传统文化游离于大众之外。于丹谈《论语》,完全考虑到了现代人的价值追求困惑和精神需求,她注重大众的心理接受,用生活化的语言、简单的故事道出《论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于丹在电视媒体中讲传统文化典籍,运用生活化、通俗化的现代话语对之进行诠释,一方面打破了大众眼中传统文化高不可攀的传统现象,消除大众对传统文化原有的畏惧心理;另一方面让大众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功能。于丹用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让其真正走进了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传播不仅需要“于丹”,而且需要更多的“于丹”,如果能出现更多的“于丹 ,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2.传统的解读方式必须转换

其实,于丹只是转换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解读方式而已,于丹说:“我面临的任务是让15岁以上的观众都能听懂(论语),所以选择了讲故事的方法。于丹用讲故事的方法来传播经典文化,这在(论语》的传播史上实属首次,也许此传播方式还有其不足的一面,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于丹选用通俗的方式使高深的学术真正走向大众,这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方式有着创新性的启发作用。曾几何时,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优秀文化开始呈现出断层的危险,特别在青少年当中,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当我们对此表示担忧时,我们有没有对自身的教育方式进行反思呢?传统语文教育强调的是对文章的中心思想、段落内容进行归纳,即使是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诗歌也如此,加上老师教条式的教学方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生眼中变得越来越干涩、枯燥,以致对之敬而远之。同时,电视、网络等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文化方式对传统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在青少年中出现了一些极其危险的信号,如他们穿的是耐克,吃的是肯德基,开口闭口谈的是哈利波特。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采用何种方式传播传统文化,是目前文化事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文化传播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和策略,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走向大众。于丹的解读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答案。

尽管于丹对(论语》的某些解读确实还有待商榷,但其所揭示的文化意义、深层文化功能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于丹现象”,肯定“于丹现象”带来的积极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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