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明星化与学者自主性的丧失

刘倩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于2001年10月推出的一档学术讲坛类节目。节目开办以来,一直未引起太大关注。然而在不经意间,这档只有午间和深夜才出现在屏幕上的讲课式栏目竟然火了起来,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品牌知名度迅速扩大,乃至成了一种众说纷纭的文化现象。

作为以当科教节目竟能取得如此的成绩,自有其督导创新之初。但是在“百家讲坛”取得成功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值得注意和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到节目未来的发展。

“百家讲坛”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打“名家牌”,推出了一批“学术明星”,如易中天、刘心武、纪连海等等。

对于学者来说,成为“明星”可谓是名利双手。比如易中天两年前还知识厦门大学的一个普通教授,而今他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明星教授”。而《品三国》一书的热卖更是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对于媒体来说,由于这些“学术明星”是“媒体制造”,因此他们也成为媒体的标识,借助于这些“学术明星”对大众的吸引力,媒体自然可轻易地获得大众的欢心。“百家讲坛”能够从一档处于边缘地位的节目迅速走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大打“明星主讲人”牌的策略。

但是,在这种学者和媒体“皆大欢喜”的景象背后,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学者成为“明星”,获得名利的同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曾在其著作中之初,“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

学者参与“百家讲坛”节目要经受这种审查与限制。比如“百家讲坛”一再强调不是个学术论坛,而是“给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做的”,所以“百家讲坛”要求主讲人所讲的内容必须要能让“大众”听懂,而“所谓大众,其实就是以初中文化水平来衡量。你再大的学者,能否讲得让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听匿,能否让15岁的孩子感兴趣?如果他们听不懂,你得改 如果你改不了,就上不了‘百家讲坛’。 除此之外,在讲述方式方面,还必须要“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实际上这个讲座节目我就是按照戏剧化的结构来做的。”“我们不对主讲人在学术问题上傲太高的要求,只要他的演讲能够吸引住观众就行,只要他自己讲的观点能够自圆其说就可以。相反他们的演讲假如太学术化了,我们还不会同意,还会逼着他们把‘学术化’的问题给‘通俗化’。”而在定选题方面,“太专业的都不能通过,专家的题目必须通俗,有故事可说。

很显然,这些电视媒体内部的要求和来自学校、科研机构的主讲人所固有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成为“电视明星”,学者们就必须要受制于媒体的思想逻辑,要服从于节目的整体播出,要按照电视制作者的要求进行改变。因此对于学者们来说,当他们成为“百家讲坛”推出的“学术明星”时,也就意味着被纳入到了节目生产和最大化传播的程序之中,成为受电视规则约束的“他律的生产者”。

同时,更重要的是这种种电视媒体所施行的被布尔迪厄称为“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的审查与限制是“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十佳的”,“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加或在承受。”这样人们不仅要怀疑,学者们是否会在不自觉中失去自己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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