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学术明星”对“科学场域”的破坏性

Posted by admin - 15/04/08 at 07:04:42 上午

刘倩

“电视学术明星”们可能会成为威胁整个“科学场域”自主性的“特洛伊木马”。

“场”是布尔迪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布尔迪厄认为社会文化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场域，每个特定的场域都是一个圈子，由其自己明确的行动者、自身的历史积累、自身的行为逻辑、自身的资本形式来表明其特征。因此每一个场域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有着不同的利益、资源和要求。

在当今电视无所不及的社会条件下，它开始频频侵入科学场，为此，它需要在科学场中找到“合谋者”，布氏将其隐喻为“特洛伊木马”。很明显，“电视学术明星”很大程度上就充当了这种与媒体合谋的“特洛伊木马”角色。利用这些“学术明星”的影响，传媒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独立自治的“科学场域”，而这种代表着外部力量的“他律的生产者”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对科学场域“独立资质的一种破坏。

这种破坏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对科学场域内在规则的破坏

由于电视在当代社会的普及程度和巨大影响，因此，公众往往会将学者在电视上出现的频率和他们的学术水平、专业地位理所当然地联系在一起，认为电视邀请了某个学者，就代表了他在某个科学领域是具有很高地位的学术权威。比如，国内在“三国史”、“红学”研究方面学术大家有很多，但是通过“百家讲坛”，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中天成了公众心目中解读“三国史”的代言人，原本是作家的刘心武则被视为“红学”研究的符号。这样，通过“学术明星”的塑造，电视在无形当中扮演了一种对学者成就、地位进行评判的特殊角色。而当学者的地位是由电视来定夺时，科学场的内在游戏规则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二)对学者的分化

布尔迪厄曾感叹“传媒的评判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人能否得到承认，有可能取决于他的知名度，然而。现在人们已经弄不太清楚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同行间的声誉。实际上，对于那些坚持学术理想、学术品格的学者来说。即使没有受到媒体的青睐，也应该是受到社会尊重、崇敬的。而在今天的社会中成为媒体“学术明星”所带来的巨大诱惑，已使得诸多学者过分推崇大众传媒的作用，这一点，从“百家讲坛”现在的火爆程度足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布尔迪厄所描述的那种现象便可能出现了：“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介绍，乞求传媒的邀请，抱怨自己被遗忘，听了他们的那些有根据的抱怨，相当让人吃惊，不禁真要怀疑那些作家、艺术家、学者自己主观上是否想保持自主性。”所以，在学者走进电视的问题上，我们既要考虑到“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使学者更有为”的积极影响，同时更应该“警惕”电视对“科学场域”的干扰以及对学者的分化。

当然，“警惕”并不意味着反对学者介入电视。在当下的中国，电视仍然发挥着基本的文化启蒙的功能，是知识传承和观念更新的一种有效媒介。因此对于学者来说，走出象牙塔利用电视传承“文化”无疑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要注意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怎样为学者介入电视创造合适的条件。文化讲坛与“学术秀”仔细分析“百家讲坛”的成功，不难发现，另一关键原因在于节目中娱乐元素的加入。

从节目制作者的角度来说，经历了几次改版，在节目中注入娱乐元素已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意识。比如“百家讲坛”提出要打悬念牌。所谓悬念牌是指在节目的编排上，“以悬念隔断、牵引，使‘百家讲坛’不再平铺直叙。”“我们要求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每几分钟就有一个悬念。同时，他们提出要“培训主讲人的编剧能力”，“把他们的‘讲义’、‘论文’变成类似电视剧剧本或章回小说那样，要有情节、有悬念。另外，主讲人的选题一定要通俗、要保证有故事可说。为此，节目改变了创办初期内容涵盖各个领域的做法。将选题集中在传统文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节目制作者的要求，“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一改以往大学课堂的教学方式，而采用一种更加娱乐化的风格进行宣讲。

客观上说没有人能忍受喋喋不休、故作深沉的一味说教。但是作为一档以传播文化知识为宗旨的节目，“百家讲坛”的主要目的应是“传道”而不是娱乐。也就是说“传道”是目的。而娱乐只是为了更好“传道”的一种手段。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扬体在“百家讲坛”的研讨会上提出的“调动观众的趣味，要避免完全趣味化。”实际上，当下“百家讲坛”的诸种“娱乐化”因素已经对文化知识的传播造成了一些妨碍，“传播知识”的目的大有让位于“娱乐化”效果的趋势。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很多观众观看节目的娱乐心态上。比如有观众表示喜欢这个节目“就是因为觉得听起来很轻松。电视机开在那里，不用盯着看，你可以一边干活，一边聆听，有种类似于小时候听说书的感觉，只是现在说书的人学究气更重一些，江湖味更少一些。我相信这个节目的大多数观众，跟我一样，并非出于全听全信的心态来看这档节目，七分娱乐，三分借鉴。还有观众指出之所以喜欢易中天的《品三国》是因为“大家猛然觉得，原来历史还可以如此解说，犹如一场好莱坞大片，悬念叠错，此起彼伏。综艺版的《三国》，才是现代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基于这种娱乐心态，观众们将“百家讲坛”推出的“学术明星”当作娱乐明星一样追捧，由此易中天有了“学术超男”、“八卦教授”等别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百家讲坛”是学术文化讲坛，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场由媒体、学者和观众共同参与的极富娱乐性的“学术秀”。

“百家讲坛”作为一档科教节目之所以会如此强调娱乐因素与对收视率的追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百家讲坛”创办以来，收视率一直非常惨淡，即使在CCTV-10的排名也在20位左右徘徊。2002年央视开始实行以收视率为指标的“末位淘汰”制，“百家讲坛”由此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为止。随着央视另一个高端栏目“读书时间”因为收视率低最终被撤销，更是让“百家讲坛”倍感生存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收视率成为他们的迫切需要。

而在当下，随着大众文化的迅速兴起，大众审美情趣的世俗化倾向得以凸显，找乐成为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式。因此，为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迎合大众的消费心理，追求“娱乐”、“通俗”成为很多电视节目的必然选择。

应该说对于媒体产品而言，收视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再好的节目，如果没有收视率，它的价值就无法实现但是重收视率却不能唯收视率,更要放置为了获得最大收视率一味地追求噱头,而使知识的严肃性让位于知识的娱乐小国，否则就很容易使知识陷入快餐化的漩涡,从而影响了知识的纯洁性,小节了知识所负载的价值,并对观众产生舞蹈,进而对整个知识传承体系造成伤害，我们赞成寓教于乐，但这种“乐”应该是为思想而“乐”、为知识而“乐”，决不能是为收视率而“乐”。同时，更进一步说，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肩负着把人们引向深层思考和高尚境界的责任，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要追求收视率，并不是所有的节目都要像纯娱乐节目那样靠观众的捧场来生存。承担着提高民众思想素质责任的电视媒体应该坚持办好几个也许收视率不高但却有着较高文化品味的精品。“百家讲坛”在电视传播文化知识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如何协调各种矛盾、解决诸多困惑，找到人文学术与大众传媒之间的最佳契台点仍然值得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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