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热”看学术与传媒的对接

从“史学热”看学术与传媒的对接

段鹏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推出了一系列历史讲座，如易中天《品三国》、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纪连海《正说清朝二十四臣》等，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大众史学热。在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热烈追捧同时，这些明星学者对历史的“戏说” 却遭到了严肃历史学家一致批评。为什么受众与历史学家在“戏说历史” 这一问题上态度如此有别?历史研究和大众史学该如何区分?历史知识要怎样通过大众媒介来传播呢?这些都是历史学术发展与当今传媒对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一、历史研究与大众史学

历史研究是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编纂、评论，目的在于揭示历史真相，用科学的方法阐明历史的内核，给现代人以启迪。大众史学是历史研究与大众传播对接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主要指大众媒体向其受众传播的一般性历史知识，目的既是传授知识，更主要的是为娱乐大众，它是一种大众文化，又称通俗文化。

历史研究素来是一项严肃、严谨的学术探索活动，属于精英文化，或称书斋文化，它是指专家、学者等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小众关注的高品位文化。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工业化都市化以来，运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所创造的主要满足都市公众的日常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具有这样几种基本特征：第一，它的信息的大量和受众的大量。第二，它采用大众传播媒介，那么造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它要满足都市公众的娱乐需求。第三点，它的文体是流行性的，是模式化的，大众文化也要讲究原创性。相较于大众文化的平面性、快餐性、世俗娱乐性和解构性，精英文化则表现为启蒙性、超越性、批判性及建构性。由于精英文化的传播方式与社会大众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它始终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进而在大众的知识文化结构中造成了一种断层。历史研究和大众史学的受众不同，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各有生存空间和必要性，而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为大众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土壤。

随着媒介技术进步，精英文化终于可以与大众文化有良好的互动。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是，精英文化日趋式微，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由历史学研究界开始的“史学热”，此时水到渠成，弥漫到了公众领域，引起大众史学热，非常恰当地印证了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谓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这一时尚观点。

简而言之，历史学研究成果先是由学术界发现和定位，然后经大众传媒制作并扩大到公共空间，变成文化符号，再被商界借用促销，形成时尚，从而完成史学的普及化过程。

二、明星学者

“大众史学热” 的同时，连带着一批热点文化人物都广受关注。从《百家讲坛》走出的明星学者，比如易中天、纪连海和阎崇年，他们的专业成就少有人深入研究，但学者的独立品格与坚持思考的精神都被凸显。作为文化偶像，他们被绘成对“知识精英” 的想像性图景，从中也能看出当前学界对人文精神、古典文化推广普及的一种追求。

在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是不一样的。封闭社会的本质是信息封闭，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利用与大众的信息不对称来承担启蒙者的角色。大众文化属于开放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在一个国家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时期，大众文化的觉醒具有强烈的先锋性，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强大的解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精英文化同格。科技的发展使人类生存、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开放社会在以人为本这一总的价值取向下变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多元。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对这些变化作出种种回应，总结也好，萃取也好，预见也好，都取决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良好互动，并将它们以适当的形式传播到社会大众中去。最后，形成一种对流，形成弥尔顿所说的“观点的公开市场”。在这种市场中，错误的、不合叫宜的观点与价值自然会被修正乃至遗弃，而那些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将最终得以保存。

书斋学者代表精英文化，明星学者则代表大众文化，他们均属于一种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被借用，两者并不矛盾。社会既需要甘坐冷板凳的书斋式学者“为往圣继绝学”，也需要亲近大众的明星化学者“为生民立命”。两种学者各司其职，可以促使学术和大众的互动，打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既能繁荣学术，又能促进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拓宽历史学研究在民间的影响力。

有人认为明星学者戏说历史会影响到历史研究，实际上戏说只是在普及历史观点，它并不能拓展历史研究的范围，也不会影响到书斋学者所做学问的权威性。正如学者葛剑雄所称，易中天讲的和写的都属普及性质，没有人当作历史学研究的新成就，他没有拿来申报学术奖或申请学位、职位，媒体也没有给他戴上“著名历史学家”、“大师”、“权威”。诚然，易中天的解读只是⋯家之言，没有必要夸大他的“危害性”。

相反可以说，明星学者们对于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推， ‘、传播功不可没。他们无疑激发了更多中围人对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使许多对历史缺乏了解的青年人成为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并立志要进一步研究历史。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众史学是对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文学解读，所谓文学强调的是故事性、趣味性，而历史强调的是言之有据、还原真实，因此大众史学势必和史实有区别。历史学家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任由戏说成风，会对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有很大的误导。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受众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还要求传播者不应屈从于商业运作模式而去制造一些虚假的大众文化需求，要运用自身的知识去客观地普及学术见解和成果，并为大众的文化生活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

三、媒体传播方式

1.电视传播的娱乐化倾向

为什么历史学研究成果搬上荧屏就变成了戏说呢?美国社会学家、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从广大的社会环境出发，研究社会中的传播过程，于1966年提出了大众媒介体系模式，突出强调了传播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低级趣味” 的内容，虽然受到精英阶层的批评，却广为流传，因为传播媒介需要“低级趣味”②。德弗勒模式明白地告诉我们，大众传播媒介是靠大量传播“低级趣味”，并以满足这一趣味的受众需要来维持自己的运转的。

众所周知，电视在我国普及率相当高，这一视听结合媒介具有线性传播的特点，由于播出内容转瞬即逝，适合传播较浅显的信息。选择电视为传播媒介，照顾了绝大多数收入偏低、缺乏文化修养的中低层受众，较之中、高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往往对历史知识缺乏了解，同时他们也更乐于接受简单的、娱乐化的信息。为了吸引这部分受众的注意，原打算利用电视媒体进行知识传播的史学不得不脱下严肃外衣，重新被包装、简化，加工成为类似文学作品的大众史学。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日益为受众接受，当然在于其文本的丰富性，足以为读者提供精神养料；而更重要的是，大众史学的故事性、趣味性和揭秘性，满足了中下层民众对于娱乐的追求。

美国文化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曾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媒介即隐喻。“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电视的诞生包容了几乎所有话语形式，并迅速成为我们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而电视的声像话语形式最易于展示的就是娱乐。电视文化的大发展必然将我们带入一个追求感官刺激的“感性时代”。视听兼备，图声并茂，提高了电视传播的信息量，使人们能够更真实、立体地感受到事物的特征。而且这种视听合一的方式与单一的诉诸听觉或诉诸视觉相比，可以给观众留下更鲜明的印象，记忆深刻。电视的传播特点决定了它的受众可以是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以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他们不用记住历史观点，听学者讲故事可能是打发时间或伴随收听。

2.网络新平台

新型媒体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知识发布平台。随着网络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各样的新闻和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网络新闻的多样化、网络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各种学术思潮的相互碰撞和激荡顿时让人们埋没在信息和思想的海洋里。传统的大众媒介都是一种单向传播，信息反馈具有迟缓性、模糊性，受众的选择与参与受到极大限制。互联网的双向传播、交互沟通、反应及时，使每个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信息。其中不乏文化素养较高的历史学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问搞研究，或在互联网论坛上浏览并发表文章讨论史学。例如天涯、搜狐的读书频道里就有不少业余人士的历史研究文章甚至达到学术发表水平。

可以预见，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将令历史研究与传媒的对接更迅速、更有效，搭载着现代大众传播的翅膀，历史学研究成果终将能走出书斋，实现精英文化的大众化。

相关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