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反映的消费时代的价值调整
Posted by admin - 21/03/08 at 09:03:38 下午唐永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中国社会很快进入了消费社会。“所谓消费社会,简单地说,是一个以生活必须品以外的消费为主的社会。在消费社会,不再是过去的需要造成商品,而是商品造成需要,消费本身也不再是有限的,而成为无限的。人们的消费行为从一种经济行为转向一种文化行为,而且,不是以商品本身为消费对象而是以形象化的商品为消费对象,甚至是以过剩的消费即为消费而消费作为消费对象”。这个界说指出了商品在消费社会中在中心位置,以及商品与消费之间交融互渗的复杂关系,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消费作为一种“为消费而消费”的文化行为,已经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这并不难理解,人们在物质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必然要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大众的文化基础不高,如何满足他们的文化与精神需求,用什么样的文化与精神产品来满足他们这一需求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实际上又回到一个老而弥新的问题: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坚持毛泽东的主张:“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的同时,要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因为“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化大众”。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百家讲坛》做了大胆的尝试。如前所述,这样的尝试起初并没有成功。转机出现在2004年清史专家、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讲《清十二帝疑案》,阎先生以渊博的学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其讲演具有很强的亲民色彩,一改学术过去那种高傲、冷漠的面目,从而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接着,2005年作家刘心武前来《百家讲坛》讲《揭谜(红楼梦)》,在这个系列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式”的大胆假设、推理与感性思维,更有不少颇为新奇的说法,如其中的《秦可卿之谜》,对秦可卿在小说中的地位、她的身份以及对她的死亡原因的推测,成为这一系列讲演的经典。虽然其中有不少不够成熟、不够严谨的观点,甚至有一些学术“硬伤”,并因此而遭到“红学家”们的激烈批评,但《百家讲坛》的收视率却大幅度提高。有意思的是,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的还有周汝昌、周思源两位先生,周汝昌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大师,周思源先生则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从学术文化含量来看,两位周先生所讲的《红楼梦》显然要高得多,更具学术品位;但刘心武的演讲显然就比两位周先生更受大众的欢迎。究其原因,在于刘心武的《揭谜(红楼梦)》通俗易懂,而且有很多新奇的观点,能够激发起观众更强烈的兴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术品位,但更接近广大观众的接受程度,因此受到更广大层面上的观众的喜爱。可以说,刘心武的《揭谜(红楼梦)》开启了《百家讲坛》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历程,在文化价值追求上作了初步的调整。这使得《百家讲坛》作为大众精神消费同时提高文化素养的一个平台成为可能。到纪连海讲《清史》系列,明显地借用了评书与相声的语言、结构,都是为了迎合广大普通观众的接受品位与兴趣,《百家讲坛》有了某种世俗化、大众化的趋向。及至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王立群《品读(史记)》,观众在讲演者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品读中听到诸如“帅哥”、“绩优股、垃圾股”、“老板、CEO”、“待业青年”等这些时下流行的语言,这使得逝去的岁月回到眼前,崇高的英雄变得亲切,艰深遥远的中国古代哲学变得与我们现实生活如此息息相关,历史中竟然有如此精妙的洞悉人性之道,在历史中可以悟到管理学、人才学的知识,历史文化成了一个追求时尚而又不乏文化品位的时髦女郎。到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在全国引发了“易中天热”,《百家讲坛》最终以0.57%的收视率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最终完成了栏目文化价值取向的调整,成为广大“草根”阶层文化与精神消费的平台,使高雅学术文化走向民间、走向大众,在保持一定学术品位的同时,具有很大程度的世俗化、大众化色彩。这其实是消费时代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一种交融互渗,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精英艺术也极力地想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走向更广大的接受者,从而带有大众化的色彩;另一方面,大众艺术也不断地从精英艺术、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提升自身的价值。在这样一种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中,《百家讲坛》在普及并提高大众的历史文化素养上作着独特的贡献。我们对此应该感到欣慰。须知,高雅文化的价值并不是在学院的“象牙塔”里接受顶礼膜拜,“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要使它在当下的文化建构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所以,高雅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世俗化、大众化,走向民间,这是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向。但必须指出的是,世俗并不等于媚俗,大众化不是从众化。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中国社会进入消费主义时代,市场文化在当下中国社会成为主导文化,占据了社会话语的中心。市场文化具有时尚性、消费性、商业性与娱乐性,“有巨大的解构力、侵染力和吞噬力”,也就是说,市场文化在当下中国文化的格局中是一种强势文化,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力,主流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要想在社会话语中产生影响,必须要纳入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内。知识分子文化与学术在被迫纳入这一运作机制的过程中,商业性与娱乐性对其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近年的《百家讲坛》的运作中,商业化色彩是非常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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