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融合深刻与娱乐的文化大餐

齐琦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教科频道一档带有学术性质的人文类节目,诸多学者在讲台上评古论今。自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开始至今,《百家讲坛》迅速走红,培养了张颐武、易中天、刘心武等一批“明星学者”。然而,《百家讲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课堂,在电视传播生态环境下,《百家讲坛》以新的“文本生产——媒介传播—— 文本消费”方式传播学术人文知识,呈现出商品化、娱乐性和平民化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百家讲坛》的成功是较好地解决了电视节目学术品位和形式大众化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这个平衡点在于《百家讲坛》所体现出的“深刻的娱乐性”。《百家讲坛》借助教授、学者渊博的学识和强大的创新能力提升了自己的品位,使得电视栏目品牌呈现向上延伸的状态。然而,学术含量经过电视媒体的过滤大打折扣。论文化品位,《读书时间》较之《百家讲坛》有过之而不及,“朗”得专业,“读”得高深的《读书时间》却因曲高和寡,在收视率末位淘汰制中出局。原因在于,一味讲究深刻性不是电视媒体的强势,电视的影像形态和线性传播,不给观众太多的思考时间;电视的娱乐工具属性及其明确的商业目的形成了一个过滤器,要依照大众流行文化的口味对讲座内容和讲师进行选择。“深刻的娱乐性”就是在学术文化包裹下的以娱乐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底牌,“深刻”是“雅”,“娱乐性”是“俗”,也可以理解为,由于电视媒体的介入,学术入文知识的传播呈现出“学术性+娱乐性”的特征。

“明星学者”

学者的加盟提升了电视节目的文化内涵,同时自身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百家讲坛》的三尺讲台走出了一批媒体称之为“明星”的学者。如易中天,随着《易中天品三国》的播出,易中天迅速赢得了大批号称“乙醚”的追随者。在电视媒体环境下,学者的身份带有了娱乐化的色彩。不同于在书斋埋头做学问的形象,除了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知识之外,走进电视媒体的教授学者必须要具有较为良好的外表,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丰富得体的姿势语言,在镜头前“推销”自己的学说。《百家讲坛》以自己的节目为阵地有意地向观众重点推介某些主讲人,这些主讲人在节目中频频曝光,成为所谓的“明星学者”。“明星学者”的走红带有人为炒作的痕迹,是商业化运作下,电视媒体造星的结果。一方面面,学者“自主性的丧失”似乎不可避免,《百家讲坛》中学者不可能像在大学讲台上,发表有深度和学术化的发言;另一方面,很多在学界未成定论,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被搬上讲台,例如刘心武对于红学的揭秘,观点本身在学术界存有争议,其学者身份也未被学界认可。所谓的“明星学者”,明星化成分多于学者身份,学者成为荧屏明星并拥有“追星族”反映了观众泛知识化崇拜的心理需求,在荧屏上实现了一种“深刻的娱乐”。文本的现代视角与平民意识由于电视媒体的介入,《百家讲坛》在讲座基本内容和基本结构上不同于大学中的学术课堂,它改变了传统讲座的讲法,以现代视角和平民立场为出发点。学理考究呈隐性状态;普及化、大众化呈显性状态。这主要体现于:

首先,《百家讲坛》采用非正统学术观点,非学术化的语言方式授课。刘心武讲红学,在红学界争议颇多,他对红楼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找出了一些空白一些疑点,比如秦可卿的身世,元妃的死因,“揭秘”式的文本解读广泛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在语言风格上,“街头巷议”取代了规范的学术语言,在易中天的讲座里充满了现代语词和俏皮话:“诸葛亮一看,管他呢,把城门一开,抱着自己的琴上城楼卡拉OK去了……”一方面,符合普通受众的认知需要,没有解读障碍,现代语汇迎合青少年的心理,这是节目平民化意识的一个体现;另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体传播非正统、未成定论的的学术观点,是对学术壁垒的突破抑或产生对受众误导的负面影响,这是要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其次,设置悬念,讲究故事性。每期的节目都有一个悬念性的问题贯穿其中,既独立成篇,又可以同一主题下关联到一起。纪连海讲和坤系列从“什么样的家庭造就和坤”一开篇,到“崛起:连升三级的秘诀”,“面对皇帝:如何做到侍君如父?”,按照和坤一生为线索层层设环解扣。《清十二帝疑案》的特色在于它把悬念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从它的名称上讲,一个疑字带来了关注度。开场白采用评书的技法:设置悬疑。如讲述努尔哈赤:“他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戏剧是喜剧,但是他晚年也演了一场悲剧。努尔哈赤成功和失败,喜剧和悲剧,谜底是什么?”这样的文本设置,使观众始终处在一种探求的心理层面,处在选择答案的抉择当中,步步诱引受众进入一座讲述的“迷宫”。但另一方面,悬念的切入可能会把学术思想的结构分解,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悬念分解了观众的注意力,观众注意的是这个悬念所弓I导的结果,而不是学术思想本身,要避免某些时候悬念对学术思想的妨碍。

《百家讲坛》吸收评书和电视剧的故事性技巧。整个讲座可以分成开始、发展、高潮、尾声四段式的结构,讲座内容包括有主角、有配角、有情节、有悬疑、有矛盾、有冲突,一切电视剧的元素一应俱全。再加上台上学者描绘起来有理有据、引人人胜的描绘,精彩程度有如学术连续剧大餐。《百家讲坛》将电视的视听元素巧妙地融合进讲座之中,充分利用画面穿插的剪辑手法,避免了传统讲座类节目内容枯燥、形式单一,使得节目的传播形式更加丰富生动。在媒体市场化运作的今天,收视率决定了节目的存活,过于精深的传播内容会大大限制节目收视群体的范围,使一般文化水平的老百姓无法接受。《百家讲坛》立足于普通大众的视角,结合百姓关注的热点,设置讲座内容和风格,从默默无闻走向创收视高峰,是商业化操作下,文化和市场结合的产物。《百家讲坛》与在大学课堂授课有着显著差异:前者是直线型传播,后者有循环互动性,有反馈。大学课堂授课尤其是学术讨论会,在讲授的基础上更强调听者的互动参与,包括提出疑问、异议以及交流。由于电视技术问题和节目制作的需要,置身于媒体环境下的《百家讲坛》,台下的听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被动的接收电视拟态环境下学者的个人见解,在潜移默化中被纳入到传播者传播的意义与想象之中,学者与电视观众产生了一种“仰视”与“俯视“的状态。

电视作为电子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知的方式,它改变的不只局限于人们谈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认识和谈论世界的方式。电视媒体的介入改变了人类传播和文化中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念。《百家讲坛》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课堂,在“文本生产”环节中,传播者——教授、学者的角色发生了改变,文本的内容、结构和风格也相应调整;传播方式变为直线型传播;文本消费的对象侧重于普通大众,消费方式由理性思考转为感性体验。

《百家讲坛》在消费文化时代,制作出了适合大众口味的具有娱乐性,平民意识的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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