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明星”的存在理由与价值

“学术明星”的存在理由与价值

李倩倩

“学术”和“明星”似乎是很难搭上边的两个概念：明星是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产物，而“学术”则好像只属于那些专门做学问的学者，和普罗大众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是，就在这一两年，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节目为代表的媒体却造就了一批“学术明星”。这些大都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原本以做学问为职业的学者，在《百家讲坛》等节目中开坛讲课后，也像歌星、影星一样，有了很大的名气、拥有众多忠实的“粉丝”以及忙不完的采访，成为我们这个“造星”时代无数“星星”中的一群。这些学者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他们以媒体为课堂，以观众为学生传道授业，通过大众传媒巨大的影响力完成了由学者向明星的转变。而媒体也因为“学术明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但是，人们对“学术明星”现象的看法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是毁誉参半，而对《百家讲坛》这样的学术性节目为“学术造星”创造条件的做法，人们的意见也存在诸多分歧。那么，“学术明星”究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学术性节目到底该不该推出“学术明星”?面对愈演愈“热”的“学术明星”现象，媒体自身又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翻开字典，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的定义是“系统专门的学问，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在中国，学者历来代表着阳春白雪式的精英人物，学术也只是学者们才能侈谈的奢侈品。“高等”二字表明了他们与普通百姓的距离。但事实上，学术本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或图书馆的故纸堆里，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在教化万民的同时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学术才更有生命力。反过来说，整个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提高，也会更好地推动学术的发展。而学术的传播和发展，也从未离开媒介的参与。从孔子周游列国讲学，到传统书院开馆授徒，再到近代报刊开启民智……学术传播活动始终是与当时历史条件下相应的媒介形式联系在一起的。

与过去相比，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电视等新媒体的产生使学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受众，学术思想可以传播得更为迅速，传播方式也可以更为灵活。像《百家讲坛》这样的电视科教节目就应运而生。《百家讲坛)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创办时，强调“知识性、学术性”，把自己定位于“学术性栏目” 它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选题和主讲人上：选题范围为大学通选课和社会上有影响的专题讲座，内容涵盖人文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主讲人也都是“在各学术领域自成一‘家’的人物” 。但是，一个具有如此高品位和强大主讲人阵容的节目在开播初期却遭遇到“冷场”，游走于“末位淘汰”的边缘。经过几年的不断摸索和调整，栏目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作理念和方法，打“明星牌”就是其中之一。从2004年创造了0.57%视记录的阎崇年到刚刚以百万“天价”卖出“品三国”版权的易中天，《百家讲坛》中走出了一个又一个“学术明星”。他们以自身巨大的号召力为《百家讲坛》培养了无数的忠实观众，不仅给节目带来了新的气象，也证明了“学术明星”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首先，电视的媒介特性决定了“学术明星”产生的必要性。我们知道，电视不擅长表现抽象、专业或较有深度的内容，这与“学术性栏目”传播科学知识为节目内容、简单划一的讲座形式以及中低等文化程度的观众群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因此，开播初期的《百家讲坛》出现乏人问津的状况也就不足为奇。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采取能够调和这种矛盾、使学术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与普通市民代表的大众文化相融合的手段来表现节目内容。“学术明星”正是这种“手段”。在他们身上兼有学者和明星的双重身份，就像一座桥梁，将高深、专业的学术理论与普通百姓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使学术的传播更容易深入人心。

其次，是《百家讲坛》节目本身“个性”决定的结果。《百家讲坛》采取的是特殊的讲座形式，整个节目就像是一堂课，主讲人是老师，观众就是学生，主讲人通过电视荧屏向观众授课。对于讲座形式的节目来说，主讲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主讲人选择不当会给节目带来负面影响；主讲人选择得当则会给节目增光添彩。早期的《百家讲坛》节目没有形成这样的意识，因此众多学识丰富的主讲人和他们的节目一起被观众遗忘。今天的《百家讲坛》则深谙这个道理，因而不遗余力地发掘、培养、推出有号召力的主讲人，也就是“学术明星”。他们通过自身的学术积淀、语言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等赢得了大众的喜爱，拥有了众多拥趸。

事实证明，节目因此影响力不断扩大、收视率节节攀升，实现了与学者之间的“双赢　在电视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尤其是像中央电视台实行“末位淘汰制”的情况下，良好的收视效果就决定着节目的生存空间。

第三，“学术明星”，能够投观众所好。学者之所以能成为明星，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她）们能“讲”能“演”，能将高深专业的内容调整到口语化、通俗化，观众爱看，所以受欢迎。“学术明星”颠覆了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学者形象，消除了居高临下的距离感，与普通民众更为贴近，因此获得了观众的信任和好感，观众需要，“学术明星”就有存在的价值。

第四，“学术明星”包含着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学术明星”的价值决不仅仅体现在媒体中，我们将目光放长远，就可以看到它所包含的深层次的社会意义。许多人质疑“学术明星”使学术“通俗”、“变味”，“缺乏对待厚重历史应有的严肃”，这种看法无疑还停留在学者和学术必须高高在上的认识上。我们需要书斋型学者，也需要明星型学者，书斋型学者更多地承担科研攻关的任务；明星型学者更多地承担向普通老百姓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任务，二者各有侧重，不可偏废。正如作家肖复兴所说：“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将手中的学术作出这样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样式，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型的学者；如果你既能够作出这样大众文化的样式，又能够搞出你的学术研究成果，你就是一个如罗素一样的大师；如果你志趣并不在这样的大众文化的样式，却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默默耕耘，以对之；导最尖端的学术成就的话，那你同样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上述的三种人，都蹄要的，都是可贵的。”迥更何况，“学术明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使更多的人关注学术，对科学产生兴趣，甚至对学术研究加大投入，不仅有利于学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能够对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做出贡献，是一举数得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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