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之历史思想的人性化精神

Posted by admin - 01/05/08 at 06:05:13 上午

张东光

“百家讲坛”无论从内容的选择上、还是从解说原则和解说方法的选择上，都体现了历史思想的人性化的基本精神。所谓历史思想的人性化有两层含义：一是让历史为人服务，为社会成员个体的自我发展和人格的自我完善服务；二是从人性出发解释历史，让人走进历史并支配历史，而不是让“物”支配人从而使人走出历史。历史解喻的新探索史学成果能否为大众所接受，比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性。人们总是根据时代的不同需要有选择地对历史进行回顾和解说。这种选择不仅是回顾内容的选择，同时也是解说原则和解说方法的选择。与以往为群体取鉴服务的史学相比，“百家讲坛” 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

其一，从“为政之道”到“为人之道”。我们知道，解说历史的任务之一就是“明道”。至于明什么道，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做出不同选择。为群体服务，选择明“治道”，为个体服务则选择明“人道”。比如历史上的思想家就是“明道”者。“百家讲坛”对思想家的解读就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解说原则和解说方法。长期以来，我们的鉴戒史学习惯于对思想家及其作品做下述解读：一是章句解读。侧重释义和理解层面，传统的经学启蒙教育就惯用此种解读方法。二是学说解读。这是当代的主要解读方法。先判定该思想家属于某个群体的代言人，然后按照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论述其学说体系，再确定其哲学或学术派别的归属。三是功能解读。主要是政治见解的解读。比如“德治”“仁政”还是“法治” “刑政”，是进取政治还是“无为”政治等等。“百家讲坛” 以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姚淦铭的《老子与百姓生活》为代表，不再把侧重点放在该思想家及其见解代表着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属于哪个哲学或学术派别，从而说明其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等思想体系，而是侧重于该思想家归纳、提炼了哪些生活经验、人生体验和人生感悟，这些经验、体验和感悟对当代社会成员个体的社会实践有何指导作用，为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完善他们的知识体系、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服务。比如于丹解说的《论语》，不是“半部”足治天下的经典，“不是被汉武帝罢黜了百家之后独尊的‘儒术’，不是与‘道’、‘释’并称仪式庄严的‘儒教’，不是被穷究于义理、囿于考据的‘儒学”’ 代《后记》，而是保有先贤温度的、面向大众的人生指南。所谓“道不远人” 之道．不仅仅是“为治之道”，更是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和人生之道。尤为可贵的是，讲述者选择的定位不是传授者和解惑者，而是古圣先贤人生之道的感悟者，以体验者的姿态来和受众交流心得。这样的定位不仅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同时也避免了由于理解不同造成的歧义和争论。

其二，从“以人说世”到“以事说人”。过去，我们的史学无论从选题方向还是理论方法上，都是为群体取鉴服务的。在选题方向上，我们大多把国家、地区、民族、政权、阶级、阶层或是群体的思潮、习俗、风尚、行为、状态作为研究对象。以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多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艺术家，是把他们作为群体的代表人物来研究的。“百家讲坛”的成功还在于以历史人物为主的选题方向。直接以人物命名的选题有《汉代风云人物》、《明十七帝疑案》、《清十二帝疑案》、《正说清朝二十四臣》、《二战人物》等，而易中天《品三国》实际上也是品三国人物，《明亡清兴六十年》是在讲述“六个强势男人的故事”，读《史记》实际也是在品读《史记》人物。文学经典中的作者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唐伯虎、鲁迅和虚构人物如《红楼梦》的配角、《水浒传》人物、《聊斋》人物等，也都成为选题对象。因为相对于群体对史学的需求更关心群体行为的因果关系而言，个体对史学的需求更关心个体的命运和人生浮沉。在对历史事物特别是历史人物的解说方面，“百家讲坛”也体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长期以来，我们有些人物传记总是喜欢把人物作为群体的代表人物或时代的标志人物解读。人物只是工具，是手段，解说群体、解说时代才是目的。李世民传就是一部唐初史，朱元璋传就是一部明初史。相对“以人说世”而言， “以事说人”则把“事”作为工具，作为平台，着重描述人物在这个平台上的表现。比如易中天《品三国》，表面上看是说事，《魏武挥鞭》说曹操统一北方，《孙刘联盟》说三国局面的形成⋯⋯但讲述者对这些事本身似乎并不关心，而是浓墨重彩地描述各色人物在这个舞台上的表演。过去，常常被史家忽略的有关个体的个性、气质、相貌、情感、心理等与群体因果关系不紧密的因素，也成为讲述者的着眼点。

其三，从概念化到人性化。有两个长期以来被我们奉为圭臬的史学方法，即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毫无疑问，这两种史学方法在以往的史学实践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时代的发展，社会不断对历史学提出新的要求，这两种方法便逐渐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历史人物的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阶级观点在历史人物研究的运用上有个重要特征，就是用群体利益解释个体行为的动机。先把研究对象类化为群体，再用这个群体的共同利益去说明研究对象从事社会实践的动机。我们并不否认，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利益对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会发生影响。但个体自身的利益和个体之间的差异对其思想和行为发生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每一个封建帝王都一以贯之地把他的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以之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恐怕历史上就不会有改朝换代了。所谓历史主义，我们通常的解释是把历史事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实践中，常常表现为用公共背景去解释个体实践的成败。诚然，“欲知其人，必先知其世”，这种认识方法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人们常常简单化地运用它，把个体的成败笼统地归咎于社会。个体的社会实践成功了，是时势造英雄，因为时代需要英雄，没有张英雄也会有李英雄；个体的社会实践失败了，是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甲去实践失败，乙去实践也会失败。在这样的理论方法的指导下，“人这个历史本来的主体消失了。人的活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人的首创精神，人的情感，人的创造性，人在各集团中的地位，人的身份和个性，似乎统统都不重要了。对历史中人的因素的否定，导致了非人性化的史学⋯⋯如果人的地位不恢复，我们的历史就很难改变枯燥乏味、虚假不实的面貌，就不会有多少读者，就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一句话，就不成其为历史” 。“百家讲坛”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不再局限于该人物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的阶级判断或是推动历史发展还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价值判断，而是侧重于人物的个性和行为与其社会实践成败之间的关系、个性行为与个体成长道路和成长环境之间关系的解说，为增强社会成员的自我社会竞争能力、完善自我人格服务。当代社会成员个体需要的是人性化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历史知识，而不是僵化的、概念化的历史知识，这便是“百家讲坛”给当代史学的最大启示。

史学界对“百家讲坛”的冷淡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担心接纳它会降低历史学的学术性品格。因为它所讲述的大多是已知的历史事物和历史事物之间已知的联系，与史学宗旨——探索未知相去甚远。这其实需要观念的转变。史学史上“善抄书者成创作” 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苟悦把《汉书》改编成《汉纪》，袁枢把《资治通鉴》改编成《通鉴记事本末》，史学界不仅接纳了而且还给予很高的评价。表达方式的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这是人们公认的。特别是解喻原则的变革更是关乎学术品质的大学术，只是这种变革的意义和价值还需要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才能被更广泛的认识和接受。二是“百家讲坛” 确实存在一些“硬伤”，即史实性错误和对名物制度等文化常识的理解错误。这是由于主讲人的学养或是时间仓促来不及推敲造成的，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加以克服。瑕不掩瑜，只要克服了“硬伤”，同时避免低俗、庸俗、媚俗的倾向，相信“百家讲坛”这种电视讲史的方式是会有前途的。对于大众史学而言，无论何种方式，只要它传达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传达的对历史的见解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我们都应该给予接纳，这才是当代史学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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