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融合

Posted by admin - 21/03/08 at 02:03:23 下午

陈勇胡步芬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于2001年7月9日在“科学·教育”频道(CCTV-10)开播的汇集名家名师的一个讲座式栏目。开播5年多以来，《百家讲坛》从默默无闻到风靡全国，其中的深刻变化，有力地反射出当今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栏目开播之初，其选题主要集中在大学精品课程方面，硬是把大学的课堂简单地复制到电视屏幕上；节目形式也异常单一，用生硬的说教和讲课来和多姿多彩、名目繁多的电视节目竞争，因此在一个受众为主、收视率至上的当代大众传媒社会，其栏目的存在岌岌可危。经过改版，《百家讲坛》显得生机勃勃，节目定位也从“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调整为“让专家为百姓服务”。从2004年5月由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12次讲座开始，《百家讲坛》终于踏上了一条成功之路。此后，《百家讲坛》这个带有学术味的电视栏目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学界争论的热点、电视观众收看的重点栏目。栏目的巨大成功不仅带来了高收视率，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改变了文化市场。

《百家讲坛》栏目在取得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议。其一是“为了追求收视率，无视学术规范”的争议；其二是易中天的“品三国”、刘心武的《红楼梦》“解码”、于丹的解读《论语》等在学术界引起的争议；其三是在当前中国语境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论争。著名文学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就说：“这种畅销书是不能进入精英教育的领域——易中天的书应该称作历史读物，而非史书；人们读到更多乐趣，但不能说成是真实的历史。”从表面上看《百家讲坛》的成功是由于：其一，节目定位向大众倾斜，节目选题更多地向文学经典、历史探秘类集中，历史探秘、文学经典、自然科学三大类所占节目的百分比分别从2003年9月15日至2004年9月27日的7．1％、23．3％、24．8％转变为2004年9月23日至2005年12月24日的39．3％、33％和2．2％；其二，紧抓时代的脉搏和观众的需要。历史探秘类和文学经典类之所以流行，受大众欢迎，这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张柠认为：“中国人非常迷恋历史，这跟中国多年的传统有关。你看电视剧，古装戏就一直受欢迎，无论是正说的、戏说的。中国人不同于西方，西方有宗教，我们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评判是非对错往往是凭借历史经验，所以也间接令解说历史风气长盛不衰。”同时，这几年古装戏热播，观众的好奇心理不容忽视。当然，《百家讲坛》的成功还有很多因素共同起作用，如充分利用当今流行的电脑技术对节目进行了包装，精心挑选有观众亲和力的“学术明星”，节目大众化但不落俗套等等。

但是，作为近几年来一个重要的媒体和文化现象，《百家讲坛》的成功及其对成千上万受众的影响，在文化市场上的巨大作为等等并非如近期一些评论者认为的那么简单。《百家讲坛》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在中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即所谓的“雅”“俗”之分开始转向“雅俗”融合。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似乎是一个从“大”到“小”、从“雅”到“俗”的时期。与此同时，大众已从关注政治上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日常生活”，即回归生活世界。文化研究并非是一种无边的文化讨论，相反，它注重的关键问题是发现“断裂点”，找出时代转型的“裂痕”，并上溯到“渊源”或下寻到最新发展的“踪迹”。本文将《百家讲坛》栏目视为一个文学文本，一个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从大众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多方位的解读，并对争议点予以阐释。

社会转型时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与融合

《百家讲坛》的成功及成为媒体、学界关注的焦点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即已发韧的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知识与知识分子精英结构开始了真正的转换。陶东风认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社会转型已从思想观念的层次进入实践的层次，并以经济领域为核心蔓延到全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也是一切由人文知识分子肇始，同时又对人文知识分子相当‘不利’的变革，它严重的威胁着人文知识分子原有的中心地位”。其次，这一阶段的社会转型的特殊之处还深刻表现在全社会普遍大众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理想的转变。这直接影响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并导致了如下结果：

第一，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世俗化，包括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新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及大众文化的出现。“由于中国不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国家，中国文化注重人世事务，因此在中国，世俗化也具有中国特色，如肯定人的日常生活诉求，使世俗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从准宗教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中解脱出来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市场化凸显出大众对日常生活幸福本身的强烈追求，大众文化消解神圣化以后的多元化、商品化与消费化趋势等，以及文化的消遣、娱乐功能的强化，都是对普遍大众的世俗欲望的肯定。在这样的背景下，《百家讲坛》改变节目的定位，让学术大众化，着眼于对老百姓的需求的满足，是对大众化、世俗化的一个最好的注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于世俗文化、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则是该群体走向分化的显著标志。“人文精神”倡导者对大众文化的评价，自然采取了激烈拒斥大众文化的态度。《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揭密<红楼梦>》、《易中天品三国》以及于丹的新解《论语》之后，所引起的学界争议无不深刻反映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刘心武称自已是“平民红学家”，用来拨开红学各大家的“垄断权”。而蔡义江(中国红楼学会副会长)反驳道：“难道我们是贵族大老爷红学家?” 这正如《百家讲坛》编导孟庆吉所说，刘心武之所以被大家关注，是因为太多红学家“躲在书斋里做学问，感觉有些清高。”而蔡义江自己也感叹：“年轻人会对我们有看法，比如我们守旧、太正统，红学家的东西过于枯燥，离大家太远——这也是对的，我们应该改正。一直以来，我们可以考证很多东西，可以把研究做得很清楚，但是讲给人家听的时候，应该学会浅显易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也适用于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与分化的分析。如果说知识分子的社会利益与社会地位的确是受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决定的，而且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离异是其社会地位与社会利益的分化及变迁的反映，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文化资本、文化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地位、利益之争才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内讧”的根本原因。 “卵”这种局面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是由于跨入21世纪之后，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知识分子也进一步的分化、分野，大众文化进一步扩大其在社会的话语权，消费主义也甚嚣尘上。文化资本的再分配以及民间新出现的文化资本的争夺进一步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进行了分化。这种分化，大部分的文化批评者认为是积极的、肯定的，虽然不可避免的会伴随着“庸俗”的东西出现。

第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陶东风认为大多数精英知识分子在2O世纪9O年代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过程中处于不利位置。这是由于2O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导致民间文化资本的出现，同时也出现一批所谓的“后知识分子”，他们与市场的关系极为紧密，精通市场游戏规则，因而在争夺民间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如鱼得水，成为文化市场的弄潮儿(我称之为“文化大款”)。而知识精英由于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边缘化了。以中国红楼梦学会为代表的“学院派”其实在红学研究中已经做得非常深人了，但是他们的成果却只能在学术圈子里流传，不能得到大众的理解，也引不起大众的共鸣。相比之下，以“野路子”研究红学的刘心武研究成果一经《百家讲坛》播出，立即在全国掀起一股红学热，激起无数人对“红学”的关注。尽管人们关注的东西就像人们看电影一样是一种商品消费，但是对“红学”的研究造成的种种影响却是“学院派”无法回避的尖锐话题。在这场文化资本的争夺中，“学院派”显然处于劣势，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被市场边缘化了，他们的话语权被逐渐转移了，这也同时体现了普通消费者对学术权威的抵抗与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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