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仍是讲坛：精英与草根文化不可能结盟

Posted by admin - 21/03/08 at 02:03:33 下午

陈力丹闰伊默

就我国现实而言，大学教授在公众心目中是知识的代表，形象高大而神圣。从文化普及的角度看，“电视讲坛”自有其意义所在。但决谈不上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所谓完美结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文学和社会评论家阿诺德在谈到文化时写道：“我一直力图说明，文化是或应该是对完美的探究和追寻，而美与智，或曰美好与光明，就是文化所追寻的完美之主要品格。” 阿诺德对文化的理想描述，可以看作是对精英文化的阐释。精英文化或经典文化具有反思性，其根本特征在于成为人类本质的确证，在于使人之为“人” 的人性更加自由和丰满。在对真理进行“情境化” 的阐释上，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哈耶克写道：“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们在过去对旧有真理所做的最为有效的表述，已日渐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确的意义。”凹然而，经典文化有其根本的核心要义和堪为经典的“质素”。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人们生活的意义之域，寄托和承载着人生“何所来、何所去”的终极之问，人们要借此追求人生的超越，以赴人生的彼岸。因而，文化的经典性并不因个人化的阐释而改变，哪怕阐释主体是专家、学者。

在印刷文化时代，在各自分离的阅读状态下，人们对经典的参悟因人而异，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对经典的个人化解读通过公共媒介加以传播、并号称“经典” 加以渲染、使大众误以此为神圣的东西加以膜拜，则不足取，并且有负以“社会良心”而自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称号。所谓“草根文化”，即民间文化的形象表述，其来自于民间，来自于民众的生活实践，是民众朴素的创造，具有粗犷的原生态，透露着鲜活的生活气息。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向有分野，各有其特定的现实基础和形成机制。在文化精神和气质上，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二者没有优劣之分的并存。因此，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各有归属，谈不上融合(想象一下，融合以后能是个什么东西?能剩下什么?)，也没有结盟的必要。强行地将二者扭捏在一起，不伦不类。大众确实通过电视接触到了个别精英，但是不可能接触整体的精英文化，因为一旦走进电视演播室，精英就必须使用大众语言说话，而且只能说大众都能听得懂的话，这些话都是精英们所在专业领域最低职称的人都能说的话，但是电视要借用的“专家”这个符号来说这些大白话。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电视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在电视领域，那些戴着光环的专家、学者只是受操纵的“木偶而已”。专家、学者只是电视组织为增加节目的权威性，作为招来观众的符号。在这个意义上，专家、学者一走上电视就不再是专家、学者了。尽管在其专业领域，对他们的评价一般不会受到影响，但在电视传播领域，对专家、学者的评价却是大众的，因此他们也难以担当精英文化的代表。专家、学者要有公共意识，做一些知识普及工作，但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化要去迎合大众文化，进而与其结盟。具有创造性的精英文化作为社会精神的守护者，在一切皆物质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平衡力量不可或缺。

讲坛类节目对传统文化的“寓教于教” 与正规学校教育的性质完全不同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们面临传统缺失的困境，“电视讲坛”类的节目可以承担起“价值观再造”的职能。这种期望太高了。“电视讲坛”尽管以历史、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毕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大众文化的本质是工业文化、市场文化，其生产机制遵循的是价值规律。“电视讲坛”是要追求收视率的节目，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学者”等符号其实都需要与赢得最大多数人的眼球相联系。贝尔就大众文化的特性写道：

“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检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被抓到手的艺术形式。它尽力扩张，寻觅各种经验，不受限制，遍地掘发。”这一点，在《百家讲坛》对历史和传统经典内容的选择和解说，体现得淋漓尽致。为迎合电视传播特征和传媒的利益诉求，追逐故事化和情节化，对历史的切分、肢解是颇为随意的，“传承经典” 留给人们的只是历史的支离破碎和传统经典的碎片。

“电视讲坛” 节目以普及经典文化而自期，尽管在实现人们对经典的认知效果上有一定意义，但其意不完全在此。“电视讲坛” 节目的利益诉求才是其根本所在，早些年因收视率低而遭停播的央视《读书时间》就是很好的确证。再则，讲演者对经典的个性化解读，不可能得到文化界多数的认可，难以担当起传统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重任。讲坛的“寓教于教” 自有其意义，但很有限。学校教育则是一种规范的、系统的体制性教育，作为传统文化传承和延续的主渠道无法动摇。如果赋予“电视讲坛” 以传承文化的重大使命，那它的负担就太重了。“电视讲坛”本质上就是一档电视节目，它无法承载太过沉重的意义。波兹曼就此写道：“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其实，这里赋予电视以崇高使命的不是电视本身，而是电视媒介组织者以及以经典文化的代表而自期、自许的节目的主持者。波兹曼的警告和批评尤其值得深思。

讲坛类节目的内容宜多元发展

目前讲坛类节目多以传统文化的中的经典、古代著名小说来说事，观点往往一面倒，一好百好，一坏百坏，造成新的舆论一律。例如，文革后期一度掀起批孑L热，孔子被辱骂为“孔老二”；现在一味的尊孔就好吗?如果过去的东西都那么好，为什么会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那时的文化大家们发出了“打到孔家店” 的口号?在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于丹的《论语心得》时，能不能由哪家电视论坛出面，开办几场阅读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的讲坛，让大众重温一下鲁迅笔下的孔子形象?舆论多元，才能保障社会的和谐。只让一种声音占主导，可能会孕育着新的不和谐。

“电视讲坛热” 的背后彰显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困境。既不盲目地乐观，也不盲目地悲观，而是在理论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对其探索、求解，才可能促使我们找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延续的途径。就当下我国处于转型期的大众对文化的需求而言，“找到一个途径，把精英文化在文明上的共识传递给工人阶级；找到一种方式，确保精英文化的价值不受由大众介入所带来的粗俗化的威胁”，∞这是“电视讲坛” 类节目进一步深化拓展所面临的迫切现实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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