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涛
《百家讲坛》是以学术、文化为基本内涵的，这正是其品牌的核心。如果学术、文化的特性不能得到保持和拓展，那么，《百家讲坛》就有可能变成在文化包装下的娱乐。正如《新京报》所评，《百家讲坛》更像是“表演”，“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加上故事技巧、悬念设计，确实“平添三分娇”，精致又好“看”。好看加有趣，《百家讲坛》以“文化”包裹下的“娱乐”底牌俘虏了观众。从媒介经营的角度看，《百家讲坛》目前运作态势良好，而且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如果编导者坚持这种思路，把《百家讲坛》办成高收视率的大众娱乐节目，本也无可厚非，这种取向有着一定的现实的必然性。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读书时间》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说到底，这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必然结果。但是，如果从国人当下的精神状况和我们民族发展的现实需要看，从学术、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其取向就值得商榷了。
当代大众传媒提供的娱乐已经足够丰富，尽管节目质量良莠不齐，但基本能够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因而《百家讲坛》无需以自身的文化特色跻身其间，分一杯羹。这也是与科教频道的宗旨以及《百家讲坛》的初衷相违背的。诚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并非万能，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市场为指挥棒的弊端更为突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扬体认为，单纯地追求收视率并不妥当，一些频道不能用收视率来定节目的高低，不可能要求《百家讲坛》跟其他不那么严肃的节目一样。一个大台、一个国家的台要有这个气魄，有的频道就是要国家花钱办好，这是对纳税人对全体公民应尽的责任。学术节目的收视率得假以时日，一个叫做水滴石穿，第二个是水到渠成。
《百家讲坛》目前的状况显得有些急功近利。大众文化时代，观众的精神需求是多样的。《百家讲坛》的热心观众文化水平初中以上，其中初中阶层占多数。万卫概括为三类，即四十岁左右爱学习的女性，众多的老年知识分子，一些文化不太高甚至相当低的人，为了收视率，他希望把主要目标锁定在后两类人群。这些人群基本出发点是对比较系统的知识的需求。
如今《百家讲坛》“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内容定位，让那些无法在大学课堂听课的观众得到知识的享受”，这是符合社会需求的，起码达到了普及知识、提高人文素养的作用。就国人目前整体的精神状况而言，这种学术、文化的传播非常必要，《百家讲坛》应该有所作为，而且可以大有作为。毕竟一般的人不可能经常到大学的课堂或者报告厅听专家的讲座，甚至也不可能经常性阅读学术、文化含量高的书籍，他们需要借助一种轻松、便捷的方式满足这一需要。那么，大众传媒可否成为学术、文化传播的一种新形式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主观需要和客观条件都已具备，但就目前而言，尚面临一些问题。
一是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是否适宜学术传播?“不能完全否定《百家讲坛》的‘学术’内涵。但是，学术含量经过电视的过滤，不可能不打折扣。思维与时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电视的影像形态和线性传播，不给观众太多的思考时间，深刻不是电视的强项，指望从《百家讲坛》获得多少知识或思想，必定会失望。电视的娱乐工具属性，注定了《百家讲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课堂。”持此论者的忧虑不无道理，电视确有其弊端，但是，现实决定了一般民众不太可能选择其他途径获得知识、学问，社会也不太可能提供更多的途径。目前大众传媒所能做的，只能是扬长避短，保证应有的学术、文化品质。
二是大众传媒所进行的学术、文化传播是不是一定会异化学术、损害学术的价值呢?这正是学者质疑的原因所在。应该说，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学术”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学问就是学习、问难，后通指各种知识。所谓学术就是通过研究获得的各种较系统的专门知识，这种知识应该是真知，但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所限，所有的学问只能是永远地接近真理，简而言之，学术就是探求真理，而问难、辩论是题中应有之意(易中天、刘心武的讲座受到学界的质疑应视为正常情况)。这么说，学术就不那么高深莫测了，只是因为学习、研究、思考、探索的艰难，需要有人专门从事，而不能成为所有人的日常活动。这样，学术传播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学术并非某些人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社会生活之必需，它对现实人生有着重要的作用，是现实人生的基础。学术的根本目的就是为社会发展、为人类谋求福利。《百家讲坛》初期所倡导的“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基本符合学术传播的本意。至于雅俗、庄谐，基本上都是形式的问题，通俗、诙谐未必会损害学术的价值。
几点意见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学术传播受制于客观的条件而不能惠及普通民众，那么，现代的传播技术已经消除了这些局限，学术传播的途径变得丰富多样。电视、互连网络等大众传媒为大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产品，包括像《百家讲坛》这样学术性的产品。大众传媒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术传播的一种新形式、新途径。
但是，话说回来，《百家讲坛》几年来的发展是性质和定位改变的结果，收视率逐渐上升无疑是好事，但从学术传播的角度来说，远不是理想的状态。要扭转栏目因生存压力而出现的种种倾向，以下几点意见可供相关人士参考。
1．国家对学术、文化传播的策略应当有所调整，不宜用市场规律统领一切领域，对科教文化类节目要予以政策倾斜，予以扶持，这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
2．目前学术、文化类节目所强调的“公众意识”的内涵显然是不全面的，对普通大众传播学术，当然要考虑到大众的现有的知识状况，要求通俗化，但不能庸俗化，不能一味迁就和迎合，在吸引注意力的同时，要在引导、提高上下功夫。
3．学术、文化类节目的主创人员为提高收视率采取的种种措施应该继续保持，乃至进一步探索创新，但其目的已经不惟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类节目中来，从而获得更多的教益。我们需要在学术与娱乐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4．选题要进一步拓展，不能仅仅限于文史一类。自然、社会、人文、经济、生态、健康都应该纳入，要增强现实针对性。
5．学者要充分认识到大众传媒的特点，讲授的内容和形式应做相应的调整，讲授形式可以生动活泼，但科学严谨是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学术有争议，但自圆其说是底线。阎崇年的“五说”，即：正说、细说、慎说、通说和新说，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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