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主讲技巧的成熟为“讲坛热”提供了出现条件

Posted by admin - 21/03/08 at 02:03:15 下午

陈力丹闰伊默

“电视讲坛” 节目所传达的文化层面的内容与现实政治无涉，用历史喻说人生百态、用经典阐释人生真谛，以关注人生、关注内心的旗帜召唤公众，发挥着抚慰、消解转型期人们内心焦虑及社会矛盾的功能。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由改革带来的阵痛所积聚的社会矛盾也较为复杂，即使从技术角度看， “电视讲坛” 节目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缓解社会焦虑“炉边谈话”。

在具体运作上，“电视讲坛热” 与其所依凭的媒介特质密切相关。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并据此认为电视以其对人们中枢系统进行全面刺激的优势，恢复了人类部落时期口语传播的丰富性和完满的人性。实际上，电视媒介的传播优势仍然在于其突出的视觉性。这种视觉与阅读文字的视觉传播不同，在阅读的过程中，人们有充分的思考空间，人们的思维逻辑能力也由此获得。麦克卢汉还写道，所谓媒介即信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即媒介形态本身会对传播内容形成制约，进而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印刷媒体要求读者必须识字，阅读为人们留下了充分的思考余地，因而适合深度内容的传播；而电视对观众没有任何文化程度的要求，但是作为视觉媒介，其流动的画面作为线性传播方式没有给人的思考留下任何余地，其内容的不可逆性迫使人们只是被动地追随画面，剥夺了人们的想象和思考。

丹尼斯·贝尔在谈到资本主义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向时，对视觉文化的特点及后果也给予了富有见地的解释和评价。他写道：“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 印刷媒介在理解一场辩论或思考一个形象时允许自己调整速度，允许对话。印刷不仅强调认识性和象征性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概念思维的必要方式。视觉媒介——我这里指的是电影和电视——则把它们的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距离产生美”，并不仅仅是一种基于生活经验的心理体验。美是人类的本质，美是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反思和超越。而电视媒介以其“貌似真实” 的直观性，消蚀了人们反思所凭借的“距离”。因此，从传播效果考虑，电视对传播内容的要求就是图像化、故事化、细节化、生动化，而不可能是高深的学理。

尽管电视可以发挥很多功能，从本质上讲，它却最适合作为娱乐工具。媒介学者波兹曼就此写道：“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哲学是水火不容的”。因此，“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同时，电视以其较强的直观性、形象性、感觉上的真实性，拆除了文字传播对人们知识水平所天然设置的门槛，成为最“民主化” 的媒介，以“老少咸宜” 的特点，吸引了最大多数的受众。也是在此意义上，电视具有更大的普世、遍在和渗透的特点，最终成为现代家庭的“第四面墙”，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由媒介特性所决定，电视讲坛的主持者只是电视传播的符号工具。

《百家讲坛》自2001年7月9日开播以来，可以说历经坎坷。甚至在2003年，其收视率一度濒临被淘汰的边缘。在生存的重压下，编导们逐步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涉及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变革。通过《百家讲坛》历年节目播出表，我们发现其内容方面富有意味的变化。从节目开播起，一直到2003年，《百家讲坛》的内容可以说贯彻了其“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 的节目宗旨。其内容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门类，上关乎天文、下关涉地理、放眼全球危机、囊括国内热点、甚至日常礼俗、礼仪，几乎无所不包。从2003年起，节目内容有所调整，历史、文学、传统经典比重开始加大。直至到2006年，全年节目仅限于上述三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生活和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无一涉及。通过不断的摸索和验证，《百家讲坛》逐渐找到了与大众心理需求的契合点，从而成就了节目的辉煌。

除了演讲内容的大致圈定外，编导和讲演者也就内容的“故事性” 达成了一致。《百家讲坛》的内容局限于故事、情节、悬疑，比如《清十二帝疑案》、《聊斋》等；主题不外乎爱情、处世和人生，比如《红楼梦》、《西厢记》的爱情故事，以及于丹的《<论语)心得》等。

有了可讲的内容，还要求有一个好的表达者。《百家讲坛》的编导万卫提出对主讲者遴选的三个标准：学术水平、表述能力和人格魅力。在这一标准下，对主讲者的遴选可谓“百里挑一”。随后，《百家讲坛》按照明星机制对主讲者进行包装和推介。电视媒介具有强大强大的“赋予功能”，“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过电视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 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凹电视媒介与出版、报纸、网络等媒介互为借重，对主讲者进行大肆渲染，最终将主讲者推上明星的圣坛，从而以其明星效应与大众建立起稳定的心理和节目收视认知。

这里以于丹教授主讲的《百家讲坛》为例，我们可以看出上述为适合电视传播而做的种种设计尽显其间：对《论语》的学理阐释变为对人生经验和感悟的分享、对人们迷茫心灵的按摩；为避免讲演的单调，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段深沉的画外音伴随着悦耳的音乐对所讲内容进行“提纲挈领”；为追求画面感、增强视觉冲击力，其间穿插了对论语所述内容的动漫演绎；为“引人注目”，章节划分杂乱无章，并充分运用电视剧和评书的悬疑设置；为营造课堂氛围，设置了灯光、布景及讲台下正襟危坐、求知若渴的现场观众；还有于丹教授本人讲演的抑扬顿挫、流畅无阻、非语言符号的运用，等等。在“布道”的氛围中，于丹教授通过她独特的语言流，带领大众沉浸在对人生崇高境界的向往之中。在对现实种种烦恼的暂时逃避中，大众享受着灵魂得以“升华” 的愉悦。现实的种种不如意不算什么，圣人孔子教导我们人生的胜境不在现实，而在每个人的内心。我们要学会坚韧、学会豁达、学会舍弃，只有这样才会获得人性的丰满，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在以往的节目中，主讲者不乏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和学有专攻、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但“红极一时” 的却仅限于少数学者，这也说明了电视媒介对传播深度意义的局限。现实的需要，加上其他的环境、技术、技巧的条件，“电视讲坛热”应运而生。

百家讲坛资料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