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讲坛栏目的兴起

陈立强

由于央视的《百家讲坛》与风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等讲坛节目的强大传播效应,引发中国内地又一轮的电视克隆与效仿之风,诸多的电视频道已经或正在着手准备类似节目的开办,如央视二套的《经济大讲堂》、社会与法频道的《法律讲堂》、七套的《和平年代·周末开讲》、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名师讲坛》等纷纷呈现于荧屏。与此同时,针对讲坛节目所引发的种种讨论与批评,也是纷至沓来,人们把焦点集中在主讲人资格、选题内容、叙述方式以及学术硬伤等方面。诚然,这些讨论与批评对讲坛节目的可持续发展是颇有助益的。不过,我们也发现,人们的争论也常常容易陷于一种将学术讲座与讲坛节目进行混同批评的泥淖,也就是说,人们以学术讲座的规则与标准来评价讲坛节目,显然,这是有悖于对该电视实践现象的实际考量,不免会导致刻舟求剑式的批评尴尬,许多问题也难以得到澄清和解决。我们认为,学术讲座走向荧屏,不再囿于原有的象牙之塔,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世俗关怀,同时,其原有的学术生态结构受到重新解构,从而转型为一种电子媒介语态,表现出巨大的传播学意义上的差异。

作为一种学术与文明的传承方式,讲坛从来就是一个具有某种神圣意味的文化命题。也许自文明开始的那一刻起,讲坛就已经诞生。部落长老在自己的茅屋前宣讲部落的由来及祖先的英雄史诗。在清幽的岳麓山下,一千年过去了,朱张会讲的袅袅余音还缭绕在岳麓书院开着天井的讲坛上空。近现代的中外文明更是受惠于大学的讲堂。学者与学子聚集一起,切磋学问,碰撞智慧。所有的学术观点与见解全都聚成一股股清流,注入文化的江河。

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视的出现,给讲坛带来了新的文化机遇。电视作为讲坛,就在中国电视诞生之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有了结出了某种实实在在的果实,一些电视大学便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电视台横空出世。在廓开教学视野、扩大教学范围与对象、充分利用教授资源的理念感召之下,电视大学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学术讲坛搬到电视屏幕上,奠基了后来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电视成了远程教育的一种特别讲坛与交流空间。

其实,整个电视也可以看作这样泛意义上的文化讲坛。在这个讲坛中,播音员、主持人、出镜记者、嘉宾、各种采访对象与人物,还有那些与观众并不谋面的画外音人物等,构塑了电视讲坛的讲师群体意象。面对芸芸众生,他们不舍昼夜、不知疲倦地进行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宣讲。其中,播音员、主持人由于长时间地主导讲坛,扮演着类似部落时代的长老角色。诚如麦克卢汉所言,电视使人类“心理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结构重新部落化。千百万人坐在电视机前,围着显像管,以CNNN那样的方式,从一个权威的源头吸收萨满教口头传说的现代对应版本,人和电视机的关系很像是旧部落里那种专横教导和控制的关系”。西方学者J·费斯克与J·哈特利认为,电视好像一位中古世纪的游吟诗人(bard),“利用既有的语言,把当时社会的生活作息,整理组织出一套又一套的故事或讯息”,然后游走四方,向人们吟唱。电视不再需要像游吟诗人那样劳动四肢八方奔走,而是凭借迅捷的现代技术,就在游吟诗人尚未跨越外出门槛的那一瞬间,电视的吟唱已经到达千家万户,人们或是虔诚,或是不屑,或是严肃,或是喜悦,总之,带着不同的表情与心情注目着这位现代游吟诗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电视作为讲坛,只是一种大众意义上的文化俗讲。然而,电视人企图“提升电视与传播品质”的精英意识不时也会撞击着他们心灵之弦。为了改变电视愈来愈俗的传播势态,讲坛节目于是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百家讲坛的栏目宗旨),让厚重的学术信息来稍稍中和一下电视节目愈来愈稀释的文化含量,增强一些文化的稠密度。于是,一些原本要把深藏幽深学院的学术讲座搬上电视讲坛。

讲坛节目的世俗关怀还表现在选题、叙述方式、传播策略等方面。央视《百家讲坛》的文史选题契合中国受众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集体无意识。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选题特别注重新闻性与时效性,更是一种最现实的世俗关注。讲坛节目对原有学术讲座进行电视加工,满足了受众的现实诉求与世俗嗜好。讲坛节目更是择取诸多不同于学术讲座的传播策略来获取得最大化的传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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