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电视讲史：表达方式的新尝试

Posted by admin - 30/04/08 at 06:04:52 上午

张东光

“百家讲坛”创办于2001年7月，是央视科学教育频道的一档学术普及性栏目。五年来，该栏目几经改版，从反响平平到站稳脚跟再到火暴荧屏，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名牌栏目。其收视率节节攀高，长期排在科学教育频道第一位。在央视网站300多个栏目中，点击率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同一首歌”。栏目主讲人也在观众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人气”。有些主讲人如易中天、阎崇年、毛佩琦、于丹、纪连海等甚至从一个普通学者一夜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学术演讲明星，受到观众和媒体广泛的关注、热评、认可和支持。其附加产品相关出版物销量一路飙升，如《刘心武品读<红楼梦>》在作者与红学家的激烈争辩中狂销60万册；易中天《品三国》2006年7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首印55万册，两个月之内数次重印，印数已逾百万；于丹的《<论语>心得》2006年11月在中华书局出版时首印竞高达60万册，一个月之内两次重印，印数已达百万。这样的发行业绩与以往普及性人文社科类出版物相比，无异于天文数字。

在娱乐类、新闻类节目主宰荧屏的今天，作为一个学术普及栏目能取得这样的收视效果和社会反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以说，“百家讲坛” 热已经成为世纪之初的一个待解的文化现象。但是，与普通大众的热烈反响不同，学术界的态度则显得矜持甚至冷淡。除了有些新闻工作者对这一现象作出传播学的解读之外，其他学术领域特别是历史学界则表现出一致的沉默。我们认为，“百家讲坛”热绝不是个单纯的传播学现象，更重要的、更深层次的是历史学现象。要更加准确、深入地认识这一现象，就必须对它作出历史学的解读。

“百家讲坛” 以“构建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 为宗旨，选题内容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边缘学科以及交叉学科，内容包罗万象。本文之所以把它和历史学联系起来，主要是由历史类选题在该栏目中的“主打”地位决定的。从五年来该栏目播出的内容来看，选题范围可以细化为九个类别：历史探秘、文学经典、自然科学、哲学伦理、艺术研究、经济管理、时政话题、现代生活和其他。但在收视率指挥棒的引导下，栏目几经改版，历史探秘类选题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据2005年1月～10月的播出内容统计，历史探秘类选题占节目总数的83％。另外两个重要的选题方向是文学经典和哲学伦理，如果从文学史、哲学史的视角观察，也可以大致归之于历史类。同时，真正使“百家讲坛”走出低谷、摆脱颓势的“法宝”也是历史类选题。在栏目开播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有时收视率甚至为零。2002年4、5月和2003年9月两次改版，收视率逐步攀升。特别是2004年5月推出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收视率一度达到0．57％，排在科教频道第一位。可见，无论从播出内容看、受关注程度看还是从社会反响看，历史探秘、文学经典和哲学伦理类节目无疑是“百家讲坛”赖以生存的讲授内容，或者说历史类选题已经确立了在栏目中的“主打”地位。这大概是因为历史探秘和文学经典类节目所涉及的内容一般观众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讲授者和接受者知识领域有一定的契合度，在传授关系上较少障碍的缘故。

自上个世纪8O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变革的逐步深入，有关史学是繁荣还是危机的问题曾引发一场讨论。史学发展现状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史学成果作为一种产品其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它的接受者作为这种产品的消费者却呈几何级数下降。尽管史学工作者把史学研究作为一种存续文化、传承学术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不计较自己的活动成果有没有广泛的接受者，并尽最大努力地对自己的选题做只问真不真、不问用不用的研究，但当他的劳动和报酬之间、劳动成果数量和消费者数量之间呈负相关状态时，便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社会对这种劳动有没有相应的需要?这种劳动的成果是否满足了社会需要?因为“对于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有的学者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当前的史学危机不仅存在，而且还把这种危机定义为史学从业者和他们的活动成果的“过剩危机” 。一种产品的过剩，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社会无求，二是供大于求，三是供非所求。“百家讲坛”现象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当前的史学产品过剩，不是社会无求的问题，也不是供大于求的问题，而是供非所求的问题。同时，也事实上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当代中国社会谁最需要史学产品?怎样才能满足这种需要?或者说，需求者的变化将导致怎样的史学变革?

当代社会变革导致社会对史学的需要发生了变革。因而，史学的服务对象，也必须随之变革。古代史学企图通过对过往事物的记述与解喻树立一面镜子来规范社会，因此被称为“鉴戒”史学。古人的所谓鉴戒，又分政治鉴戒和道德垂训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主要区别在于服务对象不同。前者的服务对象是社会成员的群体，即历代政权、政治团体及其代表人物，让他们在政治实践中记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完善政治，避免过失。而后者的服务对象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明辨是非，弃恶扬善，树立道德自律原则。显然，后者的服务对象既包括社会上层，也包括社会下层，更具有广泛性。但是，古代史学对为群体服务和为个体服务这两大任务所投入的热情和取得的成果是不能等量齐观的。由于古代史官史学居于主导地位，历史学主要是作为王朝的政治工具而不是作为学术存在的。历代史家把为群体服务作为永恒主题而投入极大热情，同时也取得了在为个体服务方面无法比拟的成果。二十四部“正史”一般都是后代为前代所修，“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现实政治服务是其首要任务。官方要求史家在理论上多是关注群体行为的因果关系，内容上多是关注那些事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 的历史材料。一部最著名的编年史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被钦定为《资治通鉴》。古代史学形成的一系列理论范畴如天人关系、事理关系、理势关系等，都是为群体服务的。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甚至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社会，政治斗争依旧是首要任务，社会成员的个体仍然不可能成为历史学的主要服务对象。当着一个群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和其他群体进行政治斗争从而保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时候，史学总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为政治斗争服务；当着一个群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经济建设，从而使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它的服务对象也必须随之转移。

在当代中国社会，以群体鉴戒为致用目的的史学活动成果之所以没有读者，之所以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不是偶然的。社会对史学成果的冷遇与拒绝，人们常常归咎于史学功能的潜在性、间接性与社会时尚的现实性、功利性的矛盾，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一是当代鉴戒史学失去了以往的政治依托。习惯于为政治斗争服务的鉴戒史学在社会主要任务转向经济建设之后，感到无所适从、举步维艰是不足为怪的。二是当代史学失去了取鉴的唯一性。一个以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为主的封闭的社会，历史是唯一有效的取鉴途径。而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信息社会，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或团体而言，既可以从自身发展的历史取鉴，也可以从与自己历史文化相近、发展阶段相当的国家、民族或团体的现实中取鉴。过去，人们只能回过头来往后看，现在，也可以侧过身来向两边看。三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借鉴历史的效果不同。一个超稳定、少变化而且其发展呈现周期性重复的社会，借鉴历史往往奏效，而一个单位时间内所承载的社会变化容量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前的社会，再教条主义地借鉴历史，已近于刻舟求剑。我们不是说当代社会作为社会群体已没有借鉴历史的要求了，只是说这种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

与群体需求削减相反，当代社会成员个体对史学成果的需求却在不断扩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关系的调整，社会生产和社会竞争的群体行为越来越多地为个体行为所取代；社会分配的利益单位也越来越多地由群体化转向个体化；社会竞争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个体的意志品质、能力素养的竞争。这些独立参与社会竞争的社会成员个体，正是当代史学的主要服务对象。当代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服务。无论是选题方向、理论方法还是学术规范，都应根据他们的需要加以变革。“百家讲坛”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栏目定位准确，就是坚定不移地为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和人文知识的需求服务。网上调查的结果显示，栏目的受众非常广泛，从黄口孺子到耄耋老人，没有性别、年龄、职业的区别。正是他们，才是史学研究成果最重要的需求者。

当代以育人为目的的通俗史学的表达方式按媒体不同主要有三种：纸介质的书面媒体、音频介质的广播媒体和视频介质的电视媒体。书面媒体有文字、绘画等形式。文字的方式有书写的形式。如撰写史话、人物传记等普及性读物；或把历史材料用新的体例或逻辑顺序重新组织起来；或把艰深古奥的史学原著今译过来，都为了一个目的，使教育对象易于接受也乐于接受。绘画的方式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绘画本，甚至一些史学名著如《资治通鉴》等，也都有绘画本。这些读物主要用于对少年儿童进行历史教育。广播媒体有历史题材的广播评书、广播剧等形式。电视媒体有电视评书、电视演史等形式。而从受众面的广泛性和传播效果的多维性来看，以电视媒体最佳。近20年来，电视评书特别是历史题材的电视评书已经和正在成为广受欢迎的历史知识传播方式。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等评书艺术家都拥有较为固定的受众群体，收听他们的评书甚至成了一些“书迷”每日必修的“功课”。电视演史主要是指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特别是长篇电视连续剧。20年来，一大批优秀的电视剧作品如《三国演义》、清代帝王系列、《长征》等，受到数以亿计的观众的青睐甚至着迷，在传播历史知识上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电视评书还是电视演史，从性质上说还属于戏曲艺术和表演艺术的范畴，远远算不上学术活动。从功能上说，休闲娱乐仍是第一位的，历史教育是第二位的。从表达方式上看，演义和“戏说”仍然是其重要特征，即便是历史“正”剧，在人物和情节上，也难免想像、虚构和夸张。因此，评书和电视剧所传达的历史和对历史的见解的准确性和正确性，都打一定的折扣。而“百家讲坛”开创的电视讲史模式，从性质上说是一个普及学术的社会化大课堂，目的主要是面向大众传播人文历史知识，虽然坚持通俗化的表达方式，但同时坚持言必有据，即便是野史也要有文献的依凭。从功能上说，休闲娱乐是第二位的，历史教育是第一位的。

这种电视讲史的表达方式也有着其他方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一是故事化的叙事模式。从选题上由杂乱零碎到系列化，表述上悬疑、悬念的设置，让观众总是处于探求和期待的心理状态中。从2005年前10个月播出情况看，系列节目占84％ 3。疑案、揭密不仅反映在题目设置中，也更多地反映在故事的讲述中。二是极具现代感、形象化的语言表达。这种形式以易中天为代表。比如称韩信为“待业青年”，汉代的“诺”相当于现代的“OK”等。用现代语言对历史事物做形象、贴切的解读极大地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三是多媒体影像资料的运用。“百家讲坛”非常重视画面叙事，各种历史图片、电脑合成的图像、字幕、影视作品中的音像资料等，都得到广泛应用。这样，不仅扩大了信息量，也增强了可视性。四是画外解说词的运用。在节目播出之前、广告播出之后和自然段落之间，有大量画外解说词的运用，或划分段落、或提炼重点、或设置悬念、或提出问题、或总结归纳，自然地引入下章，起到了画龙点睛、引人人胜的作用。“百家讲坛”的这种讲述方式，是此前纸介质的书面表达方式和音频介质的广播表达方式所无法具备的。从讲述内容上说，也优于其他电视讲述方式如电视评书、电视演史的演义与“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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