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时代高雅文化的困境

Posted by admin - 21/03/08 at 09:03:42 下午

唐永泽

CCTV10的《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最具文化品位的栏目，2001年7月开播，演讲者大多是海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都是各自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而讲演所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如文学、艺术、法学、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外交、社会学等。2004年阎崇年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易中天讲《汉代风云人物》，《百家讲坛》的影响逐渐扩大，以0．57％的收视率成为CCTV10最受关注与喜爱的栏目。2005年作家刘心武讲《揭谜(红楼梦)》，《百家讲坛》的受众迅速增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收视率大幅度提高。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在《百家讲坛》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2006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首印55万册、14％的版税夺得《品三国》著作的出版权；2006年7月，《品三国》在北京首发，出现了40OO余人等待签名、出动警察维持现场秩序的火爆场面，以往在影视娱乐明星身上才出现的情景，在人文学者易中天身上出现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在网络、报刊等媒体，则出现了关于“易中天现象”的“白热化”论争：以学院学者为主体的一方对易中天进行激烈的批评，说“易中天《品三国》，不是品，是嚼，而且是混嚼”，是把历史、文化娱乐化、庸俗化、甚至是粗鄙化”，说易中天如此“品三国”，是“放弃学术人格、降低学术品位、将文化庸俗化”引；而“易粉”、“乙醚(易迷)”则对易中天大加赞扬，说“易中天，就应该如日中天”，称之为“学术超男”，甚至喊出了“嫁人就嫁易中天”这样的口号。其中很多批评是比较情绪化的(当然，不乏富于学理性的、有分量的批评)。《百家讲坛》与“易中天《品三国》”成为2006年的最受关注的“文化热点”，易中天《品三国》著作销量已突破200万册，“易中天热”似乎难以“降温”。更值得注意的是，继易中天“品三国”之后，又有于丹讲《论语》、《庄子》心得，王立群讲《读(史记)》，他们在演讲风格与策略上与易中天均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都成为当下的文化热点。于是我们发现，“易中天热”并非偶然，而是高雅文化在大众传媒时代，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在市场文化占据社会话语主导的文化格局中所遭遇的困境，及其寻求突围的艰难历程。《百家讲坛》在发展历程非常典型地表征了高雅文化在大众传媒时代的价值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成熟，在经济得到充足发展的同时，物质与技术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引起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转型，其最大表征就是出现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取向，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共生并存，不同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形态在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话语场域的同时，相互之间也显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正如孟繁华所言：“今天的文化形态大致可以表述为‘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常常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在一种相当复杂的关系中纠缠不休，都试图最大可能地同化影响自身之外的文化，而每一类型的文化自身也蕴含着不能自足、自我冲突的矛盾”。这种划分是非常有见地的。这三种文化形态其实就是三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显然是市场文化占据了社会话语的主导权，并且不断向其他两种文化形态渗透，影响它们的话语方式与运行机制；知识分子文化在继续边缘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也在不断求索，寻求突围之路；而主流话语(即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保证国家正统文化导向的文化形态，必须力图把握话语主导权与正确的政治、舆论导向，但在特殊的市场经济语境中，却不得不向市场文化妥协与退让，从而呈现出某种尴尬与暖昧的姿态。

在这种犬牙交错的复杂关系中，知识分子文化形态的文化价值选择是最值得关注的。知识分子文化坚守的是高雅文化与精英文化立场，知识分子文化是高雅文化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文化的价值选择其实就是高雅文化的价值选择。高雅文化在现代和前现代语境中，是一种“象牙塔里的文化”，它有自身自足的话语场域与运作机制，但在后现代语境中，高雅文化则面临着必须走出“象牙塔”，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交融互渗，寻求话语表达空间，显现其价值存在。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时，遭遇到的是“娜拉出走”式的困境：要么抛弃高雅的文化品位，要么回到“象牙塔”。但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这两种选择都不是最好的。那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

在此语境下，《百家讲坛》的开播及其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颇值得探讨的文化案例。栏目开播初期，我们可以从栏目对演讲者的选择与演讲的内容两方面来考察栏目策划者的文化追求。初期被邀请前来讲演的学者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蒙代尔，有微软公司CEO比尔·盖茨，有人文学者周汝昌、周思源、叶嘉莹、郑家栋、张祥龙、叶舒宪等，有社会学者李银河等，这些演讲者无一不是学术精英与各自研究领域的杰出人物，都是精英文化的杰出代表；从他们所演讲的内容来看，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前沿，都是高尖精，如杨振宁讲《2O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主旋律》、余秋雨讲《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罗宗强讲《孝的艰难与动人》、郑家栋讲《传统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何光沪讲《存在与人生》、叶舒宪讲《人类学与文化寻根》等，这些都是演讲者集数十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的话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与非常鲜明的学术个性，学术文化含量之高也非一般学术讲座可比，甚至很多是非常专业化的、艰深的学术问题。由此可见栏目策划者的精英文化立场，想借此栏目弘扬高雅文化，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但《百家讲坛》并没有为栏目带来理想的收视率。《百家讲坛》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生存困境呢?关键就在于栏目策划人对栏目的定位和文化价值诉求与它的身份出现了矛盾：讲演内容的艰深，学术含量的厚重使栏目的观众只能是受过比较系统的专业训练、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观众；其受众面之狭窄就可想而知了。对于电视这一大众传媒而言，收视率是衡量一个栏目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意味着栏目生存空间。《百家讲坛》是一个大众传媒平台，它生存的前提条件是大众的接受与认可，它所传播的文化必须在尽可能的程度上满足大众的文化期待与文化需求。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下中国，是大众文化兴盛的时代，这与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正如F·杰姆逊所分析的那样：“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由“高雅”走向“通俗”、走向大众，是后现代语境中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曲高”必然“和寡”，这是高雅文化无法逃避的宿命。《百家讲坛》要想在后现代大众文化时代求得生存空间，首先就是要认识到自身的“大众传媒”身份，从栏目初期从演讲者的选定、演讲的内容以及相对比较单一的运作机制，都显现出明显的“不合适宜”，这实际上表征的是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换一句话说，《百家讲坛》在这时虽然成为一个高品味的文化(精神)消费品，还没有真正地走向大众，为大众所接受。大众需要的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阳春白雪”。这就是后现代大众传媒时代高雅文化走出“象牙塔”之后所遭遇的困境。高雅文化所遭遇的这种困境，实质上的知识分子文化、学术所面临的深刻的精神危机，这早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已经为独具慧眼的精英学者们所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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