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变脸：《百家讲坛》浅议

Posted by admin - 02/04/08 at 06:04:47 上午

李浩

2007年8月中旬，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召开了题为“‘于丹现象’的文化思考”座谈会。作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又一经典范例的“于丹现象”，凭借其内部蕴涵着的多重文化意义和文化思考，让它迅速越过了文化娱乐界限，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近年来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事件，乃至社会事件。文化哲学该如何去对这样一个文化事件进行深度理解，该如何面对商业利益和大众媒体对文化世界的僭越，如何以此省思我们的当代文化处境和文化问题?成为了每一位学者在座谈会上热切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吊诡的变脸

据报道，《百家讲坛》开播伊始，曾先后邀请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等诺贝尔奖得主及霍金介绍当代科学前沿的新进展，也请过叶嘉莹、周汝昌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一些专家演讲哲学美学、书画艺术、古典诗词、中外文化、宗教伦理等专题，但都没有火起来，《百家讲坛》栏目良好的愿望、纯正的内容、专业的演讲并未得到认同，最后导致栏目在中央电视台的“末位淘汰制”中几乎被叫停。

刘心武开讲《红楼梦》，可以说是《百家讲坛》策划理念的一大转折，也可以说这是一次吊诡的大变脸。从此后该栏目思想锐减，声色大开；专业淡化，娱乐猛增；学术告退，收视攀升。内容从古今中外科技自然社会人文的真正百科，收缩为中国传统文史一科；风格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兼容并蓄，演变为文化评书的固定套路；主讲人由学界泰斗、各科专家撤换为能领会节目策划者意旨且有表演才能的知道分子；听众对象也由渴望进入大学课堂的学生下降到仅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各色人等。

对此变化，肯定者认为栏目走出了困境，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学人们也选准了与社会和大众结合的方向；羡慕者以这些一夜走红的文化明星为榜样，纷纷效尤，还有人认为人文学者不应该再作冷僻专门无多少销路的专业研究，而应该走出书斋，与媒体相结合，这是个人成名之路，也是学术发展之途。反对者则对近期走红的几个演讲者大加批判，言词激烈。“十博士”以卫道者的姿态征集签名，抵制于丹，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与网络一时议论蜂起。一档本来极普通的电视文化节目，酿成了2007年中国一大新闻事件，也折射出舆论、传媒、公众与专业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复杂心态。

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百家讲坛》的主持者有权利进行调整改革，为提高收视而变脸，也未尝不可。但央视是公共领域，利用的是公共资源，故大众也有权利对此变脸进行评议。坦率地说，《百家讲坛》变脸后的近期策划并无多少学术含量，它要引起受众注意，所以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还是支持的反对的，都属于策划者所期待的影响。演讲者本来就不是该领域的专业学者，故所讲也并非学术内容，也无法以学术的游戏规则来要求。所以我们不必斤斤计较于某个讲演者的知识错误与硬伤，如这样讨论，仍落入策划者的期待视野。

笔者认为有必要跳出来，对《百家讲坛》的变脸策划进行一番剖析，特别是对近期节目进行一番透视，下面容笔者将个人的看法稍作展开。

首先，《百家讲坛》变脸后的节目无学术。早些时候该栏目的讲题比较适中，但近期的许多话题大而不当，如《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品三国》等。近期几乎所有的话题都没有现实针对性，比如污染问题、水危机问题、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户籍与自由迁徙问题、教育公平问题、房价飞涨问题、行业垄断问题、地区差别问题等等，这些急待解决的真问题在该栏目中压根没有涉及。该栏目有些话题在学术上无法证伪：《揭秘秦可卿》与《揭秘宝黛爱情》等，演讲者充满想象臆测，抛开文史考证的基本规则，以及红学史已经取得的共识，天马行空，无法对其内容作正误判断。严格地讲，有关《红楼梦》中的秦可卿问题、宝黛爱情问题，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百家讲坛》节目中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其次，《百家讲坛》变脸后的节目无学理。近期演讲的几位，除刘心武之外，大都是大学教师，节目也很看重他们的教授头衔，广告中每次都不忘提及。但这几位教授不按学术共同体的游戏规则出牌，所讲内容没有注释，没有引用，没有参考书，没有说哪些是学术界的共识，哪些是别人的成果，哪些是自己的新见；而由这几位教授演讲内容汇集的出版物，根本没有引用与参考文献，尤如鸿蒙初辟，石破天惊，兀自蹦出一个孙猴子如他们是这些领域的原创者。教师在学校教书，像教导自己的孩子不准拿别人家的东西一样，训导学生要遵守学术规范，引用别人的成果要诚实地说明。

如果学生站起来说：老师，为什么《百家讲坛》上的教授，并未声明任何引用，照样暴得大名?那么老师只能沉默。

再次，《百家讲坛》变脸后的节目无学者。据前所述，《百家讲坛》开创伊始，担纲者皆为一时之极选，霍金、叶嘉莹、周汝昌、钱逊、童庆炳等，都是各自学科的顶尖学者，至少是一线专家。《百家讲坛》改革与变脸后，担纲主讲的并非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某些主讲者干脆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没有写过相关论文，没有先行研究，也没有参加过有关这一方面的国际会议及国内会议，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现状知之甚少。所谓无知者无畏，他们心中没有游戏规则，更没有学术戒律。其实，真正的学者仅仅是专家，仅对自己有所研究的问题向大众发表看法，仅敢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学术共同体汇报。而《百家讲坛》近期节目的演讲者则不然，他们口若悬河，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懂，谁说中国古籍艰深难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经史子集，对他们毫无障碍。一部《红楼梦》可以一言以蔽之，一部《论语》可以一句心得就概括了。经过他们的聚焦，历代皓首穷经的学者是多么迂腐，百年来的红学家又是多么无能。

吊诡的是，《百家讲坛》选择现代高科技及艺术美学中外文化等有价值的专题演讲，并没有吸引大众，而换成几部古籍著作后，却引起了大众的亢奋与狂热；真正专家主讲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与跟进，非专家的漫谈演绎心得，却引来各方面的反响与回应。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忽悠大众、做新闻卖点。

那么，《百家讲坛》吊诡的变脸策划有何奥秘呢?其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又是如何操作的呢?笔者认为经过了以下几道程序：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央视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央视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百家讲坛》选择专门科技为讲题一般听众无基础，干脆听不懂；人文社科的一些内容如讲授太呆板，味同嚼蜡，如讲授过于活泛，联系实际，又会触犯新闻戒律。故栏目逃到古代，找到一个思想的避风港，选择一些在政治上有百分之百保险系数的话题进行戏说、趣说、闲说，并不在乎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只求娱乐性、趣味性，只问收视率和销售率。《百家讲坛》的制片人曾坦率地说：该节目“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但谅他也不敢说不承担政治上的正确性。栏目主持者与演讲者可以安全体面地共富共荣。既符合媒体经济学的规则，又不会踩政治的高压线。

第二步是去专门化。变脸以后《百家讲坛》的节目几乎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打着专家专业的幌子，来反专业反专门，策划者把所有的概念范畴原理砍掉，把复杂的过程简单化，把专业问题通俗化，把神圣的命题世俗化，直接给受众一些简单通俗似是而非的结论。这种急功近利的传播技巧，适合于政治宣传，适合于宗教传教，适合于商业推销，但唯独不适合于普及科学与学术。因为古今中外靠多快省与速食快餐是培养不出精神贵族与科学巨人的。科学与学术的进步犹如棋院的晋级一样，需要旷日持久，需要循级而上，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省掉。一个高僧可以使一个屠夫放下屠刀后，立地成佛；但一个教师无法使一个牧童一夜之间成为大学者大专家。

第三步是去历史化。历史代表着一个时空的深度，代表着一个演化的过程，代表着学术的积淀和层累。近期《百家讲坛》的演讲者撇开复杂的历史，直接对古代经典进行整形，各取所需。人类在发展进程中，对自然界的野蛮开采，滥砍滥伐，已造成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而对学术资源的随意诠释，也会导致学术生态的破坏。《论语》、《庄子》等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所讨论的问题，需要达到的目的，与今日社会有很大的时空距离，删掉漫长的距离，复杂的过程，与现代社会进行简单的对接，是一种极幼稚极懒惰的做法，这样的削足适履，对历史与现实会造成双重伤害。

我们的时代需要历史文化的营养，但更迫切地需要民主、宪政、权利、义务、平等、自由等公民社会基本构件的普及与启蒙。我们需要娱乐休闲轻松搞笑滑稽幽默的肥皂剧，但更需要培养国民对抽象思辨、形上终极、程序正义、司法公正、平等人权等的良知叩问、灵魂冒险。央视既冠以《百家讲坛》，就应该循名责实，要有百科和百家的学术争鸣。媒体与学者不是退避而是应直面，不是与大众一起沉湎于文化的狂欢，而是应肩负起提升大众的使命。因为央视不是商业电视、不是地方电视、不是私人企业公司，而是政府的机构，是以纳税人的钱上交后的财政拨款作基本支撑来运转的。

央视的所谓的收视率是相对的，不可能为了收视率而不择手段。既如此，《百家讲坛》变脸以前，传播科学、艺术、人文新知的内容，虽然收视率少些，又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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